论斯密是怎样把个人利己主义和社会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

斯密笔下的"经济人"不仅有道德约束,并且在追求利己主义这个目的时,已经在手段上和结果上通过"无形的手"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实质上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公共利益。     

从法律正义到道德信仰——道德报偿的斯密图式及其当下省思

在亚当·斯密的道德理论中,法律正义的优先性确保了世俗社会的可能性,却也只是实现有效的道德报偿的初始性社会条件。即使有正义法则的有效性以及良知的权威,对提供公正报偿的完美信念来说,人性的弱点以及良知的"脆弱性",使信仰成为了一种"不可放弃"的要求。由此,斯密在动机与效果统一性难题的思辨中,亦以最终诉诸信仰的方式,为道德报偿命题提供了一种典型的分析范例。     

亚当·斯密的法理学——“斯密问题”的一个解

在"苏格兰启蒙"的思想运动中,亚当.斯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代表角色,他的思想或明或隐地影响着我们,虽然他更多地属于文化史上的角色,但是一些现实的问题仍让我们觉得重回斯密理论体系才能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斯密问题"虽然最早由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于19世纪末提出并用来质疑斯密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背后的理论冲突,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同样有益于我们对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关系的深入理解。     

亚当·斯密的正义观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丰富而深刻。斯密的正义具有强制性、自然性,是自由的前提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斯密的正义也具有其局限性。哈耶克的正义思想以及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分配正义、起点公正等都是对斯密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看不见的手”与“商业社会”——亚当·斯密的自利观

18世纪的西欧,"自利"作为一种转型时期的社会现象成为众多思想家争论的敏感话题.斯密揭示了自利的两层含义--自保与虚荣,并通过阐释"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和利用斯多葛派的部分与整体的和谐观整合了其他思想家对自利的理解.他肯定了在商业社会里,追求自利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并把制度作为联结自利和公益的纽带,从而使人们的自利追求摆脱了传统的道德谴责,也为抨击政府以公益为借口牺牲民众自利的暴政提供了理论依据.     

亚当·斯密对现代商业社会立国之道的阐释

亚当.斯密是在商业活动成为国家事业的背景下,论述了现代商业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则。与古典政治哲学把社会当作有机整体来思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不同,斯密以个人为起点来理解社会,个人成了目的。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斯密确立了两条原则:一,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二,正义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由此,亚当.斯密阐明了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和政府职能的理论以及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同时也向人们表明,容纳了财富、奢侈品和个人竞争的商业社会,同样能够维持良好的秩序,建立成功的国家。商业社会的立国之道就是通过使普通的个人享有正义和法律之下的自由,以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对外维护国家独立,对内保障个人自由。这样的立国原则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它更接近自然自由,更符合人性,是人人可及的。     

知识传播视域下亚当·斯密的中国观——写在斯密诞辰三百周年之际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等诸多方面作了论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观。他判定中国达到了传统农耕社会的财富最高程度,但似已长期陷入停滞状态,其中原因在于法律制度的限制、对农业的过于偏重、外贸和工业的不发达,以及传统框架下人口的过剩。斯密的“中国知识”较多得自其海外游历时期（1764—1766）,尤其是来自法国的重农学派。在论述中国时,斯密的措辞还是谨慎持重的,关于“中国知识”的一些不确之处本质上是由当时信息传播尚欠发达所决定的。然而,他的一些关键论断无疑抓住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核心特征,因此,相关瑕疵并不妨碍斯密这样的论说者借助中国叙事表达自身诉求、支持自身论点、构建自身理论。用知识传播的宏大视野来重新审视斯密乃至近现代域外诸人的中国观,有助于我们更加概括而非局限、更加通透而非拘泥地理解西方文献中的中国叙事,从而能以开放的头脑从中获得更多更好的启发。     

亚当·斯密的交换正义理论——基于《道德情操论》的探究

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正义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斯密的道德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是研究其正义理论的重要文献。基于这一文本,文章试图对斯密的正义理论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厘清斯密正义范畴的基本含义,阐述作为斯密正义思想核心的交换正义理论及其重要作用,进而探讨斯密正义观的理论意义及其对建构我国当代社会正义理论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