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思考

目前，我国在页岩气开发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空白，往往只能参照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规制，无法有效解决页岩气开发暴露出来的环境问题。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核心目的就是解决当前页岩气开发中的环境风险，促进页岩气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能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在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方面，英美两国已经探索出一些经验和制度。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努力改进和完善我国应对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对实现我国页岩气开采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超固定生产要素视角下的地方特色产业升级研究--以广西制糖业为例

基于2009-2013年广西制糖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广西甘蔗制糖业的技术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分析广西甘蔗制糖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广西甘蔗制糖业遭受被迫放开的市场的冲击，其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生物技术和节能技术等外部技术因素对效率呈正相关，而企业管理水平等内生技术因素对效率呈负相关。因此，广西制糖企业产业升级的途径在于寻求新技术，并建立新的基础设施。     

战略性工业化:一个新李斯特主义工业化理论

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贸易理论"承袭了李斯特学说的核心思想,比传统主流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但是该理论缺乏一个相应的工业化理论。实际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以一国内部的战略性产业发展作为基础,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有别于一般性产业发展,需要国家积极介入,将资源投入缺乏比较优势的部门。而国家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往往出于政治—军事目的,故战略工业的演化也不完全遵循市场逻辑。近代东亚装备工业的早期发展史证实存在着一种受国家意志支配的战略性工业化,而这种特殊的工业化类型是当前中国所必需的。国安会应高度重视产业安全,并积极推进战略性工业化。     

副省级城市技术创新环境适宜度评价--基于生态位理论

现有区域技术创新环境评价不管是在指标选择上还是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导致评价结果不具可比性与可靠性。鉴于此，拟以生态学的视角，把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运用于区域技术创新环境的评价，并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这个评价法在得到合理结果的同时，还具有多方面的优点，能有效弥补现有区域技术创新环境评价的不足。     

城市综合体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探讨--以南通市为例

随着房地产调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商业地产越来越受到开发商的青睐。城市综合体作为商业地产的典型代表以其多结构多层级的功能组合迅速提升区域价值而拥有了“城中之城”的美誉，在东部地区二三线城市大量涌现。但城市综合体带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风险亟待关注。     

如何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美国亚利桑那州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分析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美国亚利桑那州经济遭遇严重衰退,地区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压力。1992年,亚利桑那州实施了产业集群战略,成功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复苏和转型,并使其成为之后十余年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通过对亚利桑那州产业集群战略的制定、调整和集群发展特征的深入分析发现,亚利桑那州产业集群的发展得益于科学的战略设计和以"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企业网络组织"为双驱动的发展模式,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只扮演着"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这对中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园区的发展趋势

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换。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园区的发展可能就是形态更加高级,内部分工可能更加复杂,整个结构可能更加趋向合理和科学的发展方式。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园区发展会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第一,从量的快速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第二,土地资源驱动园区发展模式的转换;第三,园区的产业链式和集群化的发展趋势;第四,产业园区要素与城区功能结合整合的趋势;第五,创新型科技园区加快建设和发展趋势;第六,生态化园区进一步发展趋势;第七,多样化园区融资体系探索和创新模式;第八,自由贸易园区的探索和发展。     

约稿启事“新时代领导风格变革与领导力提升”专题研究

领导环境塑造领导风格和领导力,新时代需要新的领导风格,需要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卓越领导力。当前,2035年远景目标确立,“十四五”规划开局起步;同时,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论非目的语环境下的汉语学习

在非目的语环境下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自身因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非目的语环境下,提高学习者汉语水平,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转变传统观念,走出"汉语难学论"的误区;二是重视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突破传统工具论语言观的局限;三是加强语言共时对比,避免负迁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