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基础》“教、学、做、评”—体化教学模式的研究

《中医学基础》课程在高职院校中医教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和教育理念的更新,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无法适应《中医学基础》的教学.为此引入“教、学、做、评”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本文结合笔者实践,阐述了“教、学、做、评”一体化教学的意义,并具体论述了实施过程.     

在刑法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之司法判定问题研究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之司法判定的核心是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界定、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与正当民族宗教规范的界分以及刑法规范与民族宗教规范的对接等。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依据首先是法律规范,但同时应将包括民族宗教规范在内的社会事实作为重要依据。在判定方法上,不能借助目的解释超越用语的含义范围来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但应当坚持客观解释的立场,采取从包括案件事实在内的社会事实到刑法规范的方法来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     

医疗恶性事件背后的伦理困境——医改的境遇伦理分析

医疗恶性事件背后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是医患关系出现了紧张、矛盾、不协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立的状况。因此,从国家或政府层面必须积极进行医疗改革。但应该选择怎样的医改方向?通过境遇伦理的分析,笔者认为应该把"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作为医改的价值选择方向,从而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患关系的协调奠定良好的观念与制度基础。     

“何徐创作问题”风波与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在1933-1934年的京海派论争中,论争一方关键当事人沈从文近四十天的缺席使“论争”实际上成为有论无争.但直接导致沈从文不再讨论京派、海派问题并最终导致京海派论争不了了之的,是此时突然爆出的“何徐创作问题”风波.受此一风波的影响,有关京派、海派的论争与言说,实际成了一场界线模糊的乱战.从胡适、鲁迅等对这场风波的反应来看,“何徐创作问题”风波突显出了京派海派、左派右派问题的复杂性和混沌性,直接导致了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在京壮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问卷调查分析——兼与广西地区壮族比较

文章在调查所得数据基础上,对北京地区壮族人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进行分析解释,兼与现有的对广西地区壮族的各项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对壮族语言文字的传承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强化广州与港澳深度合作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国家对粤港澳关系高度重视.200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深度合作,把推进粤港澳更紧密合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1年,编制国家“十二五”规划草案时第一次将粤港澳独立成编,并将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纳入国家战略布局.     

On Comparis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Supervisory Commissioner's Office System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1930s-40s of the 20th century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吸纳国民党的做法,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专员公署制度.国共专员公署制建立的历史背景不同,双方颁布的专员公署组织法规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各有特点,机构编制亦有区别,经费差别较大.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同样的行政制度,在不同政权中,其政治位置、处境以及前途命运有很大差别.     

产融结合退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参股非上市金融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4年发生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参股非上市金融公司事件作为研究样本，对企业退出产融结合的现象进行了探讨，实证结果表明：每股收益越低、资产负债率越高、协同费用率越高、产融结合年限越短，企业越有可能退出产融结合。研究能帮助企业在实施产融结合后更有针对性地关注自身运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也为其建立健全风险监督与防范机制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     

贩运人口：概念诠释与立法评析——以联合国《补充议定书》为中心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补充议定书》,但学界对于贩运人口的概念以及我国如何履行条约义务存在诸多误解。贩运人口包含行为、手段、目的三个要素。贩运行为的内涵远远大于拐卖;其手段有强制性,应足以排除被害人意志自由;其目的以剥削为内容,具有间接性。我国未专门设立贩运人口罪,也不是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来履行条约义务;而是以目的要素为导向,分别对以性剥削、劳务剥削、切除器官为目的之贩运设立不同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