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现象,是作家陷入个人遭遇和社会前途双重困境下而出现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现象,也是作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创作母题。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和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20世纪“寻根”思潮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乡土体验和文化重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     

高贵的乡下人和敏感的都市人--试论京派和海派的差异

京派和海派共同崛起于30年代的中国文坛,以迥异的风格给读者留下了不同的审美感受.本文试从不同的文化角色认定,即"高贵的乡下人"和"敏感的都市人"的角度,分析孕育于不同的地域环境的京派和海派在艺术和审美理想上的差异.     

权力的暧昧与人性的坚守——评胡学文的小说《命案高悬》

胡学文的短篇小说《命案高悬》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以主人公吴响的寻凶经历为切口介入现实问题,展现出转型时期中国乡土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暧昧现象,批判底层民众的"底层的陷落",并以此为背景塑造吴响的人性特点,从对朴素的善恶伦理的遵循上升为主人公对人性的坚守,完成对底层民众心灵困境的观照。小说整体以昏暗的笔调对乡村世界进行建构与描摹,并在"寻找"的过程中开掘人性之常,延宕着京派作家的创作遗风,与当下其他相对激进的底层写作形成鲜明对照。     

美术沙龙在民国初期北京的兴起、发展与影响——以京派画家的实践为例

1910—1930年代,沙龙逐渐成为一种全国流行的美术新现象,主要分布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以民国初期(1912—1927年)北京画坛为例,引介和推广沙龙的实践是京派画家推动国画现代化的一种尝试。相比上海西画家直接移植法国沙龙的经验,民国初期北京画坛的沙龙有两点特殊性：一是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国画家而非西画家;二是引介沙龙的参照系是日本而非法国。例如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和花阴画会等现代美术社团的运行均体现了日本的影响。通过采用展览、公关和杂志出版等现代组织方法,京派画家在鬻艺、自我宣传以及培养学生等方式上均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有力地推动了国画的现代化。     

科学性与审美性兼备——论常风的文学批评

常风多年来一直以真挚诚恳的心对待文学批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出许多高质量书评。在其文学批评中,他常采用文本细读法和比较分析法,以增强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他对艺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强调、对作家恰当运用技巧的重视、对节制美与和谐美的追求,体现出自己的审美观念。加强对常风文学批评的研究,有利于增进对整个京派文学全貌的了解,并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发展提供借鉴。     

论19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文化心态

北京与上海不同的文化环境形成了1930年代京派作家与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巨大差异性。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或者因为对政治的失望而远离政治,或者因为对政治的恐惧而放逐政治,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体现出自由主义文化心态的趋同性。     

创作和评价之"真"——论京派批评的潜在价值取向

文学创作和评价的"真"的追求构成了京派文学批评的重要内涵.它贯穿、渗透于京派批评家对文学创作的主体、本体及文学批评等各个环节的论述之中,并形成了京派文艺批评理论中一种潜在的价值取向.这既与京派文人受中西方文艺理论中"真"的艺术精神影响有关,也与他们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追求密不可分.共同认知前提下批评实践向度上的个体理解差异,同样体现了文学之"真"精神的内在本质.     

“京派老字号”的文化特点与魅力

作为都城的北京是典型的“消费高地”,丰厚的京商文化孕育了“京派老字号”。京派老字号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科技和市场价值。其表现在品质上的精益求精、经营上的诚信无欺、服务上的尊重奉迎、用人上的不拘一格等文化特点,以及儒气、和气、官气、贵气与义气的文化风格,构成京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派老字号是人文北京的名片,应在保持其文化品格和魅力的基础上,传承核心价值,创新产品、经营与服务,在发展中保护和提升其价值、凸现其文化魅力。     

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京派男子的阉割焦虑

现代文学是对抗压抑的文学,现代性源于压抑。父权文化的桎梏、严酷的生存环境的压抑及资本对人的束缚、女权主义的诞生都是现代知识分子压抑产生的根源。京派从一个方面提供了关于压抑的文学样本,揭示出这是一种现代所固有的压抑,是随着现代历史和现代机制的生成而产生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压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流派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是它本身却是普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