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差地域视野中的人地关系变迁初论——以清代中晚期的西北地区为例

清代中晚期,政府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进行移民和大规模的开垦土地,这种掠夺性经营西北的方式,使得很多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被开发出来,西北的环境在清中晚期持续恶化,成为当时全国自然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呈现级差地域特点的自然环境直接制约着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植被破坏、土地贫瘠化的加剧,影响到该地区的农业生产,破坏了的自然环境给清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残破的环境背景。     

试述宋至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人地关系的调适

杭嘉湖地区自宋代始,区域人口增长快,且北方大量人口南迁,导致人地关系失衡,人地关系紧张,至明清时期进一步加剧。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宋至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形成了独特的人地关系的调适路径,主要包括农村城镇化发展和商贸兴盛的空间化解;生产经营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科学合理的农田水利建设及人的"自我"调适等,这对今天实现人地关系和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试论人地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要解决新世纪初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就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协调处理好人地关系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看 ,人地关系状况主要是随着以科学技术进步为重要标志的社会生产力的多次提高与飞跃而不断向前发展 ;要解决人地关系对立的问题 ,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观建设的审美范式——从阿诺德·柏林特出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其中"村容整洁"的提出意味着把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的问题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尽管"村容整洁"这一提法已经内在地蕴涵了对新农村景观建设的审美要求,但是它并不常常成为人们关注农村环境问题的焦点。事实上,审美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生产发展的附庸,这导致了我国农村的乡土人文景观的大面积破坏。时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各地热烈开展,如何在农村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让农村的生活景象充满美感,应是我们考虑的问题。编者认为,美不美应当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而新农村建设中的哪些地方需要建设美,正是本期笔谈关注的话题。     

论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过程及今后发展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文化最发展的地区。但当前这一地区环境问题并不理想 ,人口密集、环境污染、河湖淤浅、灾害频发等矛盾比较突出。为了保证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应该了解这一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过程及其问题所在。本文将本区自先秦以来人地关系的发展过程分为六个时期 ,并对这六个时期发展的特点作概括的论述 ,由此对今后本地区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地互动视角：三江源生态移民研究的跨学科理论框架

三江源生态移民社区在“人（”语言文化、生产技能不匹配非农产业）和“地（”迁入区发展水平低,存在环境退化的二次风险）的制约下,移民非农转型的目标实现难度较大,依靠补助的脱贫模式不可持续,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从人地互动视角,以改进后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梳理了关于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历史与现在、所处地理与社会环境、能动性要素和人地关系调节的研究进展,整理移民适应困境的现状,提炼出主体元素“人“”地“”业”互动的核心概念,构建了三江源生态移民研究的跨学科理论框架。目的是从移民适应困境的根本原因（人地互动平衡的打破）和正向人地互动关系的建立两方面出发,为促进三江源113个移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后续研究提供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为类似的少数民族移民问题提供研究思路。     

人地关系:返乡叙事的呈现与反思

“返乡叙事”相比广义的“乡土小说”更加聚焦人地关系的制度调节及其成效与缺憾,反映中国城镇化现状与乡村个体心态转变。返乡叙事面对土地物质层面的熵化过程,呈现物性批判与神性期待的张力表达;针对土地经济价值与情感价值的悖论式判断,表现乡村个体离土与返乡的双重失落;应对土地之熵与心灵困境,积极探索乡土重建的可行性,包括乡村主体的自我生成、资本下乡、教育发展等问题,反思乡村闭合与开放的辩证发展。返乡叙事的人地关系书写显示出“贬城崇乡”的伦理站位,因此要以理性姿态重审城乡关系,挖掘土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刻体察土地上的人民,书写好新时代返乡故事,使其作为精神能量和思想资源,对当前乡村振兴产生积极的启示意义。     

明清民国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认知与实践——从阎绳芳到阎锡山

认知与实践是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也受到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以阎绳芳、渠殿飏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已经揭示了昌源河流域水土流失的基本原因，即上游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森林覆被减少，从而引发水土流失，最终导致下游洪水灾害频发。他们构建了一个“人类活动—覆被变化—水土流失—洪水灾害”的关系链条，但用风水镇煞法这一“偏方”作为治理良药。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制度的初步建立推动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官员队伍的技术化，这与近代水土保持技术相结合，不但将明清时代水土流失的“定性”认知上升到科学世界观中的“定量”阶段，而且扫除了传统思想的桎梏和制度的障碍，在系统性的治理实践中迈出重要一步。阎锡山曾开出除弊与兴利相结合的“急方”,使植树造林成为一种资源再造工程，但大片森林在日后的经济建设中又被砍伐，这看似是一个植树与毁林之间的“悖论”,实际上却是实用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主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