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间纠纷调解中的公平建构与公平逻辑

本文以当代农村的调解实践为切入点,探讨在不同的纠纷类型和不同的情境中,纠纷的公平解决是如何达成的,以及背后遵循着怎样的公平原则。本文发现：维持人际关系延续的调解目标,调解人的角色定位、道德背景及其权威性,调解过程中包括上门调解等多种调解技巧和策略的运用,以及符合农村社会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公平提案等,是影响纠纷调解协议即公平达成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关系维系、公平的关系性以及综合性等,是中国农民公平观的重要特征。     

乡村人民调解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以T市非正式防控为例

乡村人民调解在调和基层干群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以浙江省T市“村两委+乡贤会”的抗疫实践为例,分析非正式防控中乡村人民调解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发现,非正式防控背景下的乡村人民调解是在乡镇党政的统一领导下,以新乡贤群体为实质性主导的群众性抗疫活动。乡村人民调解通过利益激励、情感共融、文化规训和法治保障,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秩序,完善了乡村疫情防控,维护了乡村社会稳定。     

人民调解介入医患纠纷机制研究

医患纠纷的顺利解决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有些地方试行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设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是解决医患纠纷的一种新途径,但人民调解介入医患纠纷的机制尚不健全,各地做法不一。因此,就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机构、调解一般程序、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的协调等机制问题提出初步程序设计,以期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为医患纠纷的顺利解决提供一种制度支撑。     

关于人民调解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人民调解是除诉讼程序外,运用得最广泛、最成功,并深受广大群众和基层社会欢迎的一种民间纠纷解决途径和社区服务方式。但由于立法的缺失,人民调解还没有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这就造成实践中的诸多难题。因此,必须制订《人民调解法》,明确人民调解组织的地位和性质、调解协议的效力以及工作经费等问题。     

论我国纠纷化解机制的发展

诉讼与非诉讼手段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两种主要手段。从建国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以人民调解为主要的纠纷化解手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加快,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而一个社会想要达到安定、团结与和谐的局面,则需要建立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关于进一步增强人民调解制度活力的思考

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其强大功能,为人民群众所称道.然而当前它也面临着诸如功能错位,解决纠纷能力相对下降,调解人员法律素质偏低,带有较为浓厚的行政色彩,专门法律规范层次低且存在冲突,经费拮据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应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快观念更新,提高人民调解制度的立法层次,积极推进人民调解方式方法和工作机制的创新,切实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和队伍建设,积极探索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以进一步增强人民调解制度的活力.     

民事诉讼和人民调解衔接的理论分析

由于诉讼制度固有的缺陷、司法资源的不足使得人民调解的独有优势更加突出。民事诉讼和人民调解在诉讼目标上是一致的,两者之间有着互补性和促进性,因此民事诉讼和人民调解的衔接就具备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通过有限制的调解前置、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司法指导以及建立衔接工作考核机制,就能更好地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     

论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一个基于实证的考察

人民调解是我国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发展,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在此通过对天津市东丽区人民调解工作的调研发现,人民调解具有司法调解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机构设置、人员建设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我们需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性质的认识,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保障。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困境与突破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我国《人民调解法》中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制度创新。通过司法程序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赋予人民调解协议更高的确定性、权威性和执行性,对我国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在理论与实践中该制度还存在诸多困境,亟待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有关部门和广大基层人民调解员大胆创新、敢于突破,积极探寻行之有效的举措,以应对和解决该制度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使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得以可持续地规范化成长和运行。     

父子亲情化解房屋纠纷

王老伯承租一处公有住房,其子王先生在浦东购有一处商品房。2005年,王先生将浦东房屋外借,一家人搬回父母处。此后,王先生以诸多理由挤占父母居所,并将二老送入养老院,双方因此关系恶化。王老伯夫妇住不惯养老院,想回家住却遭到儿子儿媳极力阻止,无奈之下向社区人民调解工作站提出申请,要求儿子一家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