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

斯马特坚持效果论的一元论 ,认为首先必须评价行为的效果 ,然后根据对效果的评价再去评价产生效果的行动。斯马特依据效果一元论否定密尔回到边沁 ,认为任何快乐都没有质的区分而只有量的大小之分。斯马特依此否定了精神快乐优于感性快乐的论点 ,表明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内在危机。斯马特将普遍化仁慈作为功利主义的道德基础 ,强调最大化的总体的善而不诉诸正义 ,从而使得行动功利主义在整体上有着非正义的特征 ,即为了普遍化的仁慈而可以为任何暴行辩护。     

仁慈也是一种正义吗?——莱布尼茨与康德正义思想的一种比较

西方思想家大多倾向于从严格法权的角度来理解正义,由此认为仁慈或爱并不是正义。莱布尼茨正义思想的最大特色,就在于超出了从严格法权的角度来理解正义的局限,把仁慈也视为一种正义。在他看来,不仅神对人的智慧的仁慈、人对人的以明智为中介的仁慈也是正义,而且德与福的相称和罪与罚的相称一样也是正义。康德早期的正义思想与莱布尼茨的正义思想比较接近,但在其晚期著作、尤其是《道德形而上学》中,他在严格区分法权义务与德性义务的基础上,将正义仅仅局限于法权论的范围,而将仁慈或爱放在德性论的范围。由此,康德也将神对人的智慧的仁慈、即保证人的德与福的相称不再置于正义论的范围。     

家长式领导研究评述简

随着华人企业发展，学者们对华人企业领导方式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继而具有华人特色的家长式领导成为了研究重点。笔者从家长式领导的起源和定义出发，深度挖掘并总结了不同学者对家长式领导维度研究和量表开发，并总结梳理了家长式领导的效能和效度研究，最后指出了未来应该深入研究的方向。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从仁慈到正义之路

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内涵在不断拓展变迁,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传统的救灾救济阶段、以城市反贫困为主的改革阶段和城乡统筹、逐步定型规范的阶段。在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制度名称从“救济”转为“救助”,制度内容从单一生活救助向综合救助过渡,获得救助从接受恩惠转为公民权利．提供救助从道义扶助转为政府责任,这些均意味着制度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仁慈逐步迈上了正义之路。然而,目前制度的发展完善还任重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正义作为中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根基和精神动力的终极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寻找自己的“天堂”

汉德·泰莱是纽约曼哈顿区的一名神父,为即将告别人世者主持临终忏悔是他重要的一项工作。“仁慈的主啊,请宽恕我吧!儿时的梦想我没能去实现……”如此的追悔是泰莱神父最常听到的临终忏悔。太多的人、太多的遗憾,常常使得神父的心情异常沉重。然而,有一天他在教区医院里为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主持临终忏悔时,却听到这样一段话：“仁慈     

武则天的惜才之仁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靠她的心术与权谋，然而她又把当时的中国打造得空前繁盛，所依靠的就应该是用人之道了。武则天绝对是一个惜才爱才的皇帝，对于能为天下苍生谋福的有识之士，她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仁慈，有时候甚至不惜以德报怨。     

恺撒“仁慈政策”新论

恺撒的“仁慈政策”应当包括对敌人的宽容大度、对罗马民众的慷慨仁厚和对士兵的关爱优待等几方面内容，它虽然是在高卢战争期间被提出的，实际上它在恺撒走上政治道路时就已经开始推行了。由于它适应罗马社会的现实，因而对恺撒的政治成就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分析历史人物的仁慈（抑或残暴）时应超越人性道德的层面，以社会进步为准绳做理智客观的分析。     

“仁慈主义”环境伦理的理论困境及其哲学突破

作为当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仁慈主义环境伦理在西方风靡至今。它主张：人应该对其他非人类生命存在者持仁慈的态度,不给非人类生命个体带来痛苦。但是,仁慈主义的理论前提是：以人的主观体验衡量动物的苦乐感。人能否理解或诠释异类动物的苦乐？如果不能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仁慈主义环境伦理就会因此而走入困境。然而,到目前为止,科学依然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如此,伦理学只有回归哲学寻求帮助,而中国道家的＂道法自然＂则以人与动物苦乐的共通桥梁而成为突破这一理论困境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