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试论《红楼梦》的科举观

有关科举的描写不是《红楼梦》的主要内容 ,但却是其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书中与科举有关的人物形象的分类考察 ,从贾政与贾宝玉、甄士隐与贾雨村及其他相关人物的对比分析中探讨了曹雪芹的科举仕途观、人才观 :曹雪芹通过宝玉、黛玉等人物形象体现了自己对科举仕途批判与否定。     

龚自珍的农宗社会构想初探

龚自珍认为,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于政治需上下民主,君臣共商国事;于经济应产业平等,各守其业,尽智尽力而自由竞争;于吏宦则贤能公举而仕,仕满退而还农,轮流执政;于文化屏“万喙相因”,主直抒胸臆而致思想不拘、自由言论;于社会则去国家金字塔结构,建蛛网式政权组织而成民主平权之国家。     

《辽史》所记“善医”官员及其仕进

《辽史》记载有8位“善医”官员,其中包含契丹人、汉人和吐谷浑人。辽代“善医”者虽然出身不同,既有皇亲国戚,也有卑微的下层民众,但却都因为其精湛的医术得到统治者的器重。他们或成为专门的医官,或为朝官、部族官、地方官。此外,石刻文献和《契丹国志》也提及有“善医”官员数位。从“善医”者的仕进看,辽代医者的社会地位还是较高的。     

科举兴废与元代后期诗学思想的转变

对科举与诗消长关系的讨论在元初已经开始,但在实际经历过元代科举的元后期文人那里对这一问题有更为深切的感受,也因特定的时代环境,他们以更为主动的姿态抉择于仕进与作诗之间。诗社、文会也是有元一代极具特色的文坛活动,这种考诗较艺的活动与元代科举有密切关联,至元代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禁锢,诗社、文会则更为兴盛,也呈现出与元初不同的内涵与意义。     

明代潮州府进士的分布及仕进情况研究

明代潮州府进士155人,在广东省府际之间居第二。明代潮州府进士在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就时间分布而言,大体可分为起步期、缓慢发展期、鼎盛期、曲折发展期等四个阶段;就空间而言,可以分为三个梯队,梯次之间差异较大。这种不平衡性,主要是国家文教政策、各地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所致。明代潮州府进士有出色的表现,涌现出了一批全国性的重量级人物。明代潮州府进士成绩表明,潮州不仅是岭南重要的科举中心、人才中心,而且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明代潮州的科举成就,不仅确立了其岭南文化重镇的地位,而且为今天潮汕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话与抉择：诗人王维之与长安

古代文人的生活、创作与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定地理环境中文化氛围的关系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较新的角度。作为盛唐文化的一个全面典型,王维一生的起伏荣辱都与唐都长安息息相关。为清晰展现王维居处长安期间的行迹变化和心理演变轨迹,笔者拟以时间为线索,从分析王维与长安相关的史料和诗文创作入手,探讨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身的长安对王维人生各阶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王维对建设、丰富长安文化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韩愈“急于仕进”原因探讨

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从利于自身与家族发展,跟随社会价值追求,往往会作出有背于传统士人价值的选择.韩愈的“急于仕进”即有着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这不应该被后世所指责,更不应该成为否定其贡献的把柄.     

张养浩仕进中的隐逸情怀

张养浩最终选择归隐云庄并非偶然.在此之前,以仕进为外在形态的张养浩实际已显露出隐逸情怀.自张养浩踏上仕途至其辞官归隐前,分四个阶段对其隐逸情怀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逐一梳理,并进而探讨了张养浩慕隐而未隐的个中原因.     

明代的荐举取士与陈白沙的拒试南归

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的陈白沙仕进愿望一度强烈,后因科场失利,回乡潜心学问。朱英、彭韶荐之于朝,乃属明代科举选士之外的特拔方式。陈白沙拒试吏部是恪守儒家关于在位者＂执礼＂的原则,以维护人格与＂道＂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