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魂——潘玉良传》看石楠创作的得与失

《画魂———潘玉良传》是石楠的第一部传记文学,奠定了一些基本特征,其后石楠的创作在文本内容、写作方法和艺术特征上都延续体现了这些范式。这部作品及以后的诸多创作,使石楠成为别具一格的传记作家。石楠是一个优秀的传记作家,但其作品也有一些束缚的东西,比如类我化人物的选择,小说式的细节,对人物的美化等。     

《史记》与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

 司马迁在史家实录传统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传统。司马迁本没有文学性的考虑,也没有后世所谓的文学观念。他只是努力将人物写活,抓住人物的精神,从人物的活动、人物在事件中表露的性格及心理,揭露出历史变化的内在因素,并由此表现他对历史的评判。但如何将人物写活,生动,有精神,这本身便开创了纪传文学传统。司马迁深刻的历史思想和过人的史识,使得他的人物传记达到了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的高度,这个历史思想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所运用的文学写作手段,亦从此生发。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正应从此处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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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

传记文学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而要实现对于外国传记文学的研究或中外传记文学比较研究,翻译这一介质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中外传记文学的相互译介是传记文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由于传记文学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特征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关注译作的历史性,又要重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在译者陈述原作历史和文学艺术过程中,还会由于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审美价值和所处的特定环境等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加工,所以译者在翻译传记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角色,讲究译作的“纪实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文章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对传记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责任等方面展开论述,明确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及作用。     

论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的传记文学特质

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是一本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极具文本意义的典范的传记文学作品。《我与我的世界》是一部独具识见的信史;是一部深具人物特殊情韵的信史;是一部富于语言魅力的信史。《我与我的世界》的这三个特质,既表现了传记文学其传记的特质;又表现了传记文学其文学的特质。这三大特质,不仅是《我与我的世界》的特质,也完美地概括了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所共有的特质。因此,读者可以通过对《我与我的世界》的个例分析,由具体而抽象,由特殊而一般,达到对于传记文学特质的全面认识。     

茨威格文学传记与精神分析学说

茨威格和许多心理学家一样，对心理学和心理分析有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偏好，加之在当时那个特殊时代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在其传记文学中明显表现出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和心理分析方法的借鉴。     

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史记》传记文学写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 ,为确保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确定并遵循四项写作原则 :一是忠实于“六艺” ,不随意杜撰 ;二是忠实于古籍 ,不偏离古文 ;三是对怪诞不经之语舍而不取 ;四是搜集逸闻轶事 ,纠正谬误。从这一点上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光辉典范     

《斯通家史札记》——一部非写实性的自传文学

传统自传体文学是传主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是写实性的文学创作.而这篇论文所要阐述问题的切入点是:<斯通家史札记>作为自传体形式的传记文学,突破了时空概念,将传主有生年代的事件前后延伸,并将自传体文学中传主有生年代的事件,通过他传的形式及凭空想象的小说形式展现.这部小说是以母亲的故事为线索来想象自传,一方面传主本身有生年代做母亲的经历,通过赋予她的孩子们在传主去世后的时间里,以想象的空间来完成传主本身的自传内容;另一方面,延伸传主出生前及死后的自传内容,通过传主自身想象的形式,来完成这一内容.这部小说的实质不是真正在写传主的故事,而是在想象传主的故事,从而达到展现传主思想,丰富人生理想的思想境界.     

冻洁如回忆录何以尘封近三十年？

陈洁如曾与蒋介石同居七年。1964年，陈由香港人李时敏代笔，以英文写成回忆录。当年，纽约出版界宣称这本回忆录不久就可以出版．但很快悄无声息。直到1990年，才有人从美国胡佛档案馆里发现了这部回忆录的英文打字稿。1992年1月，台北《传记文学》和《新新闻周刊》分别连续译载该回忆录。此后，各种中文版本遂相继问世。总计从成稿到出版，经历了近三十年光阴。     

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理论

司马迁是我国传记文学理论的开创者 ,他提出的“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写作目的 ,为历史上建立了功名的人立传的原则以及考信于六艺、以雅为主和互见法等搜集和整理材料的方法 ,都对后代的传记文学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