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信息安全问题的审视与应对

我国社会越来越频繁的公共信息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和干预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成为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公共信息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恐慌性信息频繁蔓延、经济诈骗信息无孔不入、私人信息公共化、恐怖信息明显增多、迷信信息大行其道等方面.因此,必须在健全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加强对公共信息传播的监管,打击公共信息传播中的违法行为,提高公民的现代信息素养.     

信息安全突发事件情感领袖群际效应研究

  现实中频发的信息安全事件使人们借助微博等社交媒体发表看法、宣泄情感，形成网络舆情，社交媒体上情感的宣泄使网民群体情感的波动在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中产生重要的作用。然而，已有研究较多关注网络集群行为本身，较少有研究对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网民群体情感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入探讨。         在此背景下，对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网民群体情感的形成机理进行研究，提出情感领袖和集群情感的概念，分析微博中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用户评论数据获得情感分类和情感得分，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与文本情感分析结合的方法识别情感领袖，借助情感传播分层网络建立集群情感传播模型，分析集群情感的演变过程并描绘其传播网络，挖掘情感领袖在信息安全突发事件中的集群情感效应。         以360云盘关闭事件为研究案例，研究结果表明，此案例微博评论中负面情感所占比例较大；情感领袖在集群情感的形成中产生群际情感效应和群际认同效应，并且在情感领袖的情感传播过程中促进新的集群情感产生；不同情感类型的领袖引发的群际效应趋于一致，即都使新的集群情感强度减弱；情感复杂度先增强后减弱，并且随着集群情感整体规模的扩大，集群中情感表达为中性的情感比例增大。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中存在情感领袖，并且情感领袖会在集群间产生群际效应，揭示了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网民群体情感的形成机理，丰富了对情感领袖在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方面的群际效应研究。研究结果对网络舆情监管部门如何利用情感领袖的群际作用治理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指导意义。     

信息安全测试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安全已日益成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在此背景下,信息安全测试员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信息安全测试员是指通过对评测目标的网络和系统进行渗透测试,发现安全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使网络和系统免受恶意攻击的人员。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分析、研究并跟踪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攻防技术及其发展变化;利用信息收集工具及技术手段,采集并分析评测目标的相关信息;制订评测目标的安全测试方案及实施计划等涉及网络安全维护的关键环节。     

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历史路径与时代贡献

经过几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新中国信息化建设坚持自主创新，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科学化的信息化发展理论和实践路径。20世纪40至90年代，中国基本实现了通信基础设施全国普及，初步建成覆盖宽广的全球性通信网，逐步形成了以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为基础的电子信息产业。1994年，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逐步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推进三网融合，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速发展信息产业，加速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促进传统制造业向“智造业”转型升级，全面统筹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电子政务全面升级，并朝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大数据时代软件产品个人信息安全认证机制构建

软件产业的开发、生产、销售各个环节都对于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与安全至关重要.在借鉴美国的隐私认证制度、日本的个人信息评价制度以及我国大连软件及信息服务业个人信息评价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从宏观深入到微观、从表面深入到实质、从产业深入到产品,将个人信息认证制度推广到软件产业链的末梢,全面加强软件行业的自律,切实保障广大用户的权益,增强用户对于软件产品的信心,并对该制度的构建着重从软件产品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标准和软件产品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流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个人信息的刑事保护：法益重述与模式选择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应界定为个人信息安全，以契合该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尊重信息数据规范系统的整体秩序、保护个人信息所蕴含的多元价值，以及指明信息犯罪的治理方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模式不应采取源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二阶分级保护模式，因其制度原型不适合作为刑事标准，且其规定对象难以同位阶保护；应采取刑事司法解释规定的三阶分级保护模式，坚持人身、财产安全的单一分类标准，涉人身、财产安全信息的再分类与内容信息，源头信息双重保护策略。在这种模式下，对生物识别信息应采取“阶段规制论”策略，将在样本输入、特征提取和模式匹配阶段检索、生成的个人信息分级认定、合并计算犯罪数量，以遏制不断萌发的信息风险。     

国家信息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基于人员安全保障的视角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复杂，加强信息领域的国家安全治理对于保障国家安全愈加迫切，而对关键岗位和要害部门的任职人员加强安全保障，已成为世界各国加强国家信息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通过比较研究六个国家的信息安全治理领域人员安全保障制度与实践，我们发现域外国家信息安全治理制度的共有规律，即适用范围兼顾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法律规范着重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组织框架的职能相互补充与协同，运行流程“大体一致、略有差异”。同时，域外国家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专业人才力量不足、对人员安全保障的质量控制有限、人员安全保障绩效不高等问题。我国在发挥信息安全治理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可参考域外相关经验，进一步明确国家信息安全治理的适用范围、完善国家信息安全治理法律规范、健全国家信息安全治理工作体制、优化国家信息安全治理运行机制，以全面提高国家信息安全治理能力。     

绿色耐用产品的节能补贴合同设计

员工对于重要数据和计算机设备等信息资产的滥用和误用成为组织信息安全的潜在威胁，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单纯依靠安全技术解决方案难以有效控制这些风险，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来规范和引导员工的信息安全行为显得尤为重要。 从行为学视角，引入面子倾向探讨中国组织员工的信息安全管理问题。面子是中国人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相当一部分人对面子得失十分看重，正是这种特殊的面子规范构成了企业中面子管理的重要内容。已有研究将面子看作是一种行为约束机制，然而在信息安全行为管理中，面子是否以及如何起作用尚未被探讨。 整合威慑理论、奖励机制和面子需求理论，在组织控制机制框架下构建研究模型，揭示基于奖励激励和组织威慑的正式控制机制和基于面子需求的非正式控制机制在引导员工遵守信息安全制度中的关键性作用。研究模型围绕员工遵守信息安全制度的意愿，重点解释奖惩机制的有效性、挣面子和护面子两种面子倾向对遵守意愿的作用以及基于奖惩的正式控制机制与基于面子需求的非正式控制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 采用网络问卷调研法，依托专业的数据调研公司，将问卷链接随机推送给在实行了信息安全制度的企业中工作的正式员工。经过3周的数据收集和筛选，最终获取409份有效样本，基于PLS的结构方程和Smart PLS工具对研究模型进行假设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感知到的奖励和感知到的惩罚对员工的信息安全制度遵守行为决策起控制作用，且奖励激励的作用效果要优于组织威慑；面子倾向引导员工遵守信息安全制度，挣面子倾向和护面子倾向对正式控制机制与行为意愿间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中国情景下的信息安全行为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