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信贷额度分配模型分析

本文站在商业银行内部的角度，在贷款总额及各类贷款额度比例上限均已知的前提下，建立了以商业银行总体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信贷额度分配优化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贷款产生的收入、成本以及“关联存贷”等方面对于信贷额度分配的影响。文章中算例的结果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浅谈借款费用中的纳税筹划

纳税筹划是一项新兴的技术性较强的理财业务。随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在实践中的实施;企业融资渠道的多样化,笔者就借款费用中涉及的纳税筹划问题作了粗浅的探讨。     

四川省生态旅游补偿额度研究

补偿额度的确定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本文建立了logit模型,对影响四川省生态旅游补偿额度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公众对生态补偿的认知度、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旅游时长,对生态旅游补偿的支付意愿影响显著;采用条件价值法对补偿额度评估显示,公众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的意愿为景区门票价格的11.5%,2011年四川省生态旅游补偿的额度应为3.35亿元。     

慎用信用卡炒股

信用卡是身边方便的"资金池",一些投资者在股市满仓后,想利用信用卡取现来获得更多本金。那么,这一想法的可行性如何呢?操作方便,但成本很高信用卡的取现额度通常为信用额度的一半,有些信用卡中心还会上浮优质客户的取现额度。需要注意,大多数银行的信用卡取现标准是每卡每日限额2000~5000元。对股票投资者来说,要取出较多资金,不仅需要有较多卡片,而且还得分多日领     

棉麦借款与宋子文的日本登岸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了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民族工业萧条及农村经济破产.此外,经济萧条还导致政府财政急剧恶化.因此,国民政府要从美国借入棉麦借款[1]以期全面解决经济悬案,并且财政部长宋子文主动推进该计划的进行.虽然宋子文是以救济民族纺织业棉荒的名义借入的棉麦借款,但是实际上是考虑在华日本纱厂的消费.对于在华日本纱厂购买借款棉花,日本外务省起初考虑接受以解决中日之间的经济悬案,但是日本军部强烈反对并主张宋子文等欧美派的下台.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实行宥和政策,随即转告宋子文返国经过日本时,登岸以跟日本政府协商,然而宋子文坚决拒绝执行国民政府的决策.宋子文的不登岸就象征坚持实行排日政策,所以这进一步引起了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对.在这一系列事件过程中,棉麦借款归于失败,宋子文也不得不辞职.     

借款费用资本化额计算方法探讨

现行资本化额的计算方法存在缺陷:第一,会计信息及时性不强;第二,未严格执行责权发生制;第三,资本化率的计算方法欠妥.由此对计算方法进行简化和改进,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论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惩罚性赔偿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对稳定市场秩序,维护受害人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初具雏形,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相关规定未能协调一致,多采用固定倍数的确定性赔偿而忽略损害的大小,而且适用范围过窄,考量因素未明确.在这些方面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对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完善,将利于该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     

对《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的评析及完善建议

《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在借鉴我国已有的湿地保护法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湿地保护专家委员会;根据所在行政区域湿地的地域性特点,将永久性水稻田纳入湿地保护的范围;总结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确定了湿地生态补偿机制。但从内容上看,它没能彻底解决我国湿地行政管理体制与湿地保护问题综合性之冲突及湿地保护违法成本低的难题。建议设立苏州市湿地保护协调委员会,并将湿地违法行为的处罚额度与苏州市经济水平相结合。     

企业R&D影响因素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本文在回顾和总结国内外有关企业研发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影响企业R&D投入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对于研发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一般认为,R&D投入在收益持续性方面所带来的积极作用要大于由于R&D项目的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消极作用;由政府公共资助的R&D支出比私人资助的R&D支出在投资、就业等领域具有更强的长期推动力.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果指出,比较不同来源渠道的研发资金在企业的投入额度并考察不同来源渠道的研发资金对企业经济后果有无影响,若有影响,其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企业股东报酬率与研发投入的互动关系,这些都将成为今后的研究方向.     

NGO介入性扶贫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的影响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NGO扶贫贷款调查数据,采用配对样本多项选择Logit模型,对NGO小额贷款介入前后贫困农户借款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接受NGO小额贷款后,贫困农户借款发生率和借款总额明显下降,单户借款额度却相对上升,农户借款途径主要由私人借款转向农信社和其他渠道。同时,研究还发现,除户主个人特征、家庭人口构成等内在性因素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影响显著外,农村金融供给状态也是重要的外在性因素。在金融抑制下,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门槛较高,私人借款成为贫困农户借款的主要供给者,NGO小额信贷的介入及其扶贫性质,通过提升贫困农户经济能力来转变其借款行为,在由私人借贷转向信用社借贷过程中发挥着“助推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