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词坛步韵宋词创作考论——兼评顺治、康熙初年词坛稼轩风

清初前二三十年词坛盛行稼轩词风,这已成学界定论,从群体步韵唱和角度,顺康朝词人存有大量步韵宋人词的创作,尽管在这一时期此类创作集中在对苏轼、辛弃疾、史达祖、岳飞等人词作的步和上,但真正能神形兼备地传承的仍然是稼轩词风。     

论理学对元祐文人咏物诗的影响

在北宋理学的影响下,元祐文人形成了不同于前人的思辨思维,改变了前人的观物角度和态度,进而影响到咏物诗的创作及风格。在元祐文人的咏物诗中,表现出对自然、宇宙时空、宗教教义等体悟的理趣色彩。     

论宋神宗与"元祐更化"之出现的微妙关系

宋神宗逝世后，其母高大后任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保守派，发动“无祐更化”，尽废熙丰新法，造成一次历史的顿挫。但事实上，司马光等人的上台，与宋神宗自身又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宋神宗无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煞费苦心地试图调和变法过程中出现的来自士大夫阶层内部的深层次的矛盾。由于他自身的社会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的调和收效甚微，随着他的逝世，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试论豪放词风的构成因素

一“才有庸俊,气有刚柔”,“‘风趣刚柔,宁或改其 气”,“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 豪放词,是北宋苏拭倡导,南宋辛弃 言;Z土纳英华,莫非情性”。清代桐城派姚鼎疾等爱国词人加以恢宏壮大,贯穿宋代词坛 集阳刚美与阴柔美说之大成,用形象的比喻的一大流派。这一流派的产生,冲破了晚唐 道出了阳刚美与阴柔美的特征。他在《复鲁紫五代以来纤巧柔弱的婉约词的笼罩,给这种 非书》中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文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词的创作“指出 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     

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

唱酬诗是儒家礼仪文化和人伦精神在诗歌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交际性是元祐年间苏轼文人集团唱酬诗中的突出特征."以交际为诗"的元祐体在文学史上向来名声不佳,但平心而论,元祐体不仅未脱离孔子倡导的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而且把"诗可以群"的功能推向极致,扩大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起的积极作用.其在文学史上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将日常生活诗意化,即以艺术的竞技和应答来实现人的"诗意地栖居".     

从梅里走向浙西——浙西词派的形成与词坛转型

以王翃、朱彝尊为代表的两代梅里词人始以彼此影响却"人各一家"的群体面世,在词学取径与创作风格上转益多师,众体兼备,与之宗尚不一的柳州诸子、云间诸子等连镳竞逐,共同引领词坛中兴。至康熙十七年《词综》成书,标志以朱彝尊为首的第二代梅里词人已融汇浙西群彦,从先前的多元格局走向单一化之路,专尚宋季以姜夔为宗主的"浙词",倡导"醇雅",形成浙西词派;同年复出的《乐府补题》,为浙西词派倡导"醇雅"主张,也为其他词人抒发合乎时代发展的心绪提供最理想的范本,朱彝尊携之入京,展开规模不小的拟和,是浙西词派倡导"醇雅"的一次重大实践活动。因其顺应时代精神与词体演变的需求,故得到众多非浙西词人的响应,最终导致词坛转型。     

浅析元好问的苏轼词论

苏轼词论历来非之誉之者甚众,北宋词坛对东坡词非多誉少,南宋词坛对东坡词则誉多非少。而元好问从“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出发,认为东坡词最根本的创新精神在于“吟咏情性”,即对主体意识的表现,并首次提出“东坡体”概念来概括东坡词独特的词体形式。同时又指出传统的“宫体”词也被东坡赋予了言志抒怀的性质,而且进一步指出“东坡词”与“东坡体”的区别。     

论宣仁圣烈高太后

在宋王朝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高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听政。从元祐复杂政局中,可以更加客观辩证地评价高太后。高太后有功有过,她起用反变法派,废罢新法,使国内社会矛盾趋向缓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维护了宋王朝的发展与延续,但是元祐时期统治阶层内部党争激烈,对外妥协怀柔政策遭到失败,高太后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高太后个人品德优良,不能因众多的赞美之词,而抵消她元祐听政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