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职能

2012年3月14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这是中国刑事诉讼法理念的重要转变,即由过去的重打击向重保障转变.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扮演多种角色,理应充分发挥保障人权的职能.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和19世纪德国的客观公正义务理论对大陆法系检察制度影响深远,构成了检察机关人权保障职能的法理基础.中国检察机关的人权保障职能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有所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扩充了人权保障的范围;丰富了人权保障的措施;完善了人权保障的救济.检察机关应当以此次刑事诉论法修改为契机将保障人权的理念贯穿到实际工作中.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再探讨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问题。文章在明确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一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立法规定进行了评析,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价值与进一步完善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对于落实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高犯罪预防效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在立法上明确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统一了刑事和解的适用标准,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在保护被害人权利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立法对刑事和解仍采用了较为谨慎的态度,立法规定仍过于原则,有些问题仍有待于司法实践的不断完善.     

越南刑事司法鉴定制度及其启示——越南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及其启示系列论文之三

越南司法鉴定人是通过鉴定人名册制度予以资格认证的,鉴定机构也是由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组织成立,通常只有具有鉴定人资格的人或具有鉴定权的机构才能向司法机关提供鉴定结论.在刑事司法鉴定中,司法与鉴定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鉴定具有相对独立性.借鉴越南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立法和实践,我国也应确立一套较为合理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     

公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公诉人既要面向法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又要逆向审查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这一双重性的法律监督职责决定了公诉人在审查案件时,应当以超然中立者的地位洞察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缜密厘清侦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查明侦查证据的取得方式、取得程序是否合乎法律规定,以及现有证据是否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然而,透过“景案”可以发现,这一职能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异化,这种异化使得公诉人的支持公诉行为与法律规定之间发生了直接冲突.透过“景案”亦可以探知,审查起诉程序要发挥其预期作用,需要公诉人回归依法、审慎、认真审查案件的角色,同时以中立者的超然心态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疑难问题研究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于52条第2款首次明确规定了行政证据可以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但该条规定本身过于原则,实践中的应用还需进一步分解与细化。首先要对行政证据概念加以界分。其次应明晰与严格限制证据收集主体的"行政机关",除实物证据进入刑事诉讼之外,还应有条件的允许言词证据的使用。最后在刑事诉讼中采纳行政证据,并非在最终判决中采信,行政证据要严格遵循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好瑕疵证据的解释与补正。     

未定罪没收程序属性及证明问题研究

为了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这类重大犯罪案件，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定罪没收程序。从立法现状、立法目的以及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来看，设置未定罪没收程序合理且必要。从立法背景、目的、整个诉讼程序、诉讼标的、与犯罪事实的关系以及合法财产保护各方面来看，未定罪没收程序应该是一项刑事诉讼程序。作为一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定罪没收程序具有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据优势；作为一项针对特殊案件类型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定罪没收程序应适用特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证明责任部分倒置。同时，实践中该程序要得到有效适用，须解决案件类型范围与涉案财产范围认定的难题。     

浅论刑事正当程序与人权保障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制度作了重大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其人权保障的功能，使得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逐步得到健全，但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并不能彻底根治我国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的顽疾，还需要在制度和理论两个层面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实践考察

社会调查制度被确立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基本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运行机制的实践考察发现:社会调查的主体方面,虽然制度规定的职权主体和执行主体都非常多元化,但实际操作与制度规定呈现较大反差;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方面,受立法对社会调查制度资源配置的有限性影响,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不高;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程序方面,有关社会调查报告的披露和质证程序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上述机制的存在,使社会调查报告尽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鉴于此,可以优先从社会调查员的诉讼权利和社会调查报告审查程序两方面着手完善社会调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