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转换中的默契互动——中国“城管”的自由裁量行为及其逻辑

城管执法议题近年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有关的经验研究作品仍很欠缺。本研究以H市城管执法人员为研究对象,聚焦其一线行政人员属性及其自由裁量行为,借鉴利普斯基的"街头官僚"理论对其进行解读,在使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范畴化和编码的基础上,本文以"场域转换中的默契互动"为核心范畴,展示一线城管执法人员如何受制于场域、制度要素和个体要素,并相应采取包括从"帮扶"到"罚款"等策略,从而分别导致了相安无事、捉迷藏、按章处理或暴力冲突4种结果。     

论法律漏洞的填补

试从法律漏洞产生的原因与分类的角度来探讨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以使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更广泛地适用,从而实现法律的正义。     

社区矫正的制度化及其展望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实施。本次刑法修正案范围之广、内容之多、力度之大,均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修正案在刑罚结构调整、刑罚执行制度完善、死刑适用限制和民生权益保障等问题上,充分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使刑法规范的科学性、合理性明显提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鉴于此,本刊特邀请九位刑法学者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进行全面地研讨。     

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研究

针对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为其寻求适合的替代手段是目前世界刑罚的革命性改革.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罚金刑、社区服务和缓刑扮演着异乎寻常的角色,这些替代措施被证明对教育改造罪犯,实现罪犯顺利回归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在中国确立罚金刑替代短期自由刑制度,并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引入社区服务刑,完善中国现行的缓刑制度,以合理地应对轻微犯罪是十分现实的.     

论刑罚执行的社会化转向及其深入

刑罚执行具有法治性和社会性,既需体现法律强制惩戒之标尺、尊重刑事法律教义科学性和诉诸法治理性发展,也需体现社会政化之规范、尊重刑事政策民主性和诉诸民众治理犯罪经验。随着我国刑罚执行的嬗变,价值理性、社会功能、内容设计和方式方法上的转变,都预示了刑罚执行的社会化转向。而刑罚执行中社会力量的不断介入,尤其是社会工作者行动的大量出现及其共同体意识的成熟发展,也促使刑罚执行社会化不断深入。     

论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刑罚意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刑罚目的的不同追求直接决定着刑事制裁方式的选择。刑罚的目的是通过加重犯罪所需要的成本来制止犯罪,从而得到最佳的刑罚效益。在刑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选择有效的刑事制裁方式,以最合理、最小量的刑罚成本投入,最大限度获取刑罚效益,始终是一个难题。从刑罚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有助于实现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刑事司法活动成本减少、效益增大,进而更好地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     

刑罚个别化以及内部逻辑顺序

基于报应的观念,最先的刑罚及其行刑是个别化的,随着经验的积累出现了一般化的刑罚,但刑罚个别化仍没有消失且更加成熟丰富。刑罚个别化的存在呈现出多层次的状态,既有观念层面的刑罚个别化,又有法律层面的刑罚个别化,还有操作层面的刑罚个别化。法律规定上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原则性规定,第二种是具体规定。刑罚个别化是一个源概念,从其内部逻辑上,可细化为立刑个别化、量刑个别化、行刑个别化,其根基就在于人本身就是个别具体的人。     

困境与重构:论我国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应然选择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提速和高新技术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加剧,经济犯罪日益猖獗,并不断地向新型化与复杂化的方向推进,从而危害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成为刑法打击的重点。而苛严的刑罚与日趋严峻的经济犯罪防治形势之间的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我国现行刑法典在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上,存在着厉而不严,缺乏针对性,刑种之间不协调,对财产刑重视不够和刑罚的社会化程度偏低等诸多问题。应本着立足国情,严谨地借鉴他国家经验,针对经济犯罪的特点,从削减生命刑,变革自由刑,完善财产刑,增设资格刑和扩充法人经济犯罪的刑种等方面,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以达到既降低经济犯罪刑罚的适用量又能收到预期预防效果的目的。     

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惩罚与宽宥——福柯刑罚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扩展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一部刑罚史就是一部国家权力对个体征服、控制和利用的历史.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惩罚和宽宥,一方面可以用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来解释,另一方面又扩展了刑罚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英国法的历史表明,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国家权力通过惩罚或宽宥自杀者而对活着的个体进行威慑、控制和利用,与此同时权力也自我调整,从而使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权力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     

“街角青年”非刑罚处罚的司法保护

我国现行刑法典的非刑罚处罚设计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调和标准的,未能充分考虑到"街角青年"犯罪人(主要是未成年犯罪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我国现行非刑罚处罚在针对"街角青年"犯罪的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体系性缺陷。当前街角青年犯罪现象大量存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正视目前我国刑罚体系局限性的客观存在,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先进模式,完善非刑罚处罚体系,不仅对司法实践中合理处罚"街角青年"犯罪案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