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助莽篡汉”再议

刘歆"助莽篡汉"的说法自两晋以来渐次强化,至康有为而达鼎盛。钱穆等虽有辩证,但多流于片面或静止的思考和分析模式。需知,历史事物往往是动态的,而历史现象又往往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动态和复杂思维分析历史事物和现象。王莽从辅汉到篡汉,其野心渐次昭彰。而刘歆对王莽的态度也随之相应变化:从辅佐、内惧而走向背离。以王莽"居摄"为界标,之前,刘歆倡立古文、扼制谶纬、发明五德终始等辅莽助莽乃至媚莽的行为都是为了"助莽安汉"。之后,随着王莽篡政野心暴露,刘歆也由助莽到"内惧",最终走向背莽叛莽。从刘歆生平及其与王莽的关系变化看,刘歆"助莽安汉"是真,"助莽篡汉"是假。至于刘歆的理论和行为被王莽假借用以篡汉,则并非刘歆本意。毕竟,主观"故意"与客观"非故意"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刘歆与经古文学

文章认为，从诸多迹象来观察，“刘歆遍伪群经”与“刘歆奖奸翼篡”等说法均无法自圆其说。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应当是第一，刘歆并未遍伪群经，古文经传在他之前已存在，刘歆充其量只是对其作了部分的增窜；第二，刘歆最初争立古文经传之初衷，并非奖奸翼篡，虽然古文经学在客观上被王莽利用为篡汉改制的理论工具，但这些与古文经传的可信程度并无直接的关联。文章认为，限于史料的匮乏，目前只有通过多方位、多层次的辩证考察，才能对刘歆这样一个充满矛盾、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作出恰如其分、合乎情理的全面评价。     

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易学观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晚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刘氏父子所集录的《别录》和《七略》论述古今学术的演变过程和变迁趋势,并且通过编辑目录的方式确立了《易》为六经之首,以《易》为其它五经之原。刘氏论《易》,以阴阳五行灾异为依托,以补察时政、经世致用为旨归,其《易》学观念的形成是受汉代重儒尊孔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也反映了汉代易学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和发达程度。     

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本文对今古文经学在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所发生的两次规模较大的论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并对今古文经学双方的势力、地位在两汉之际的消长变化进行了较为全面、中肯的分析和按断。     

论《七略》分类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目录学巨著。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首先合作完成了目录学著作《别录》。刘向死后,其子刘歆又在《别录》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概括,并进一步吸取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思想,进行改革创新,从而形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目录学巨著———《七略》,它为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世经》帝德谱关系到传统主流社会对于古代帝王世系的权威设定,同时又与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和学术颇多关联,历来受人重视。对于其形成过程,东汉以来都认为是"刘向父子"的共同创制,但晚清开始的疑古思潮对之发表了颠覆性意见,其中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最具影响,其核心观点认为:刘歆在五德相生的理论基础上,通过设置闰统和加入少昊,创作了《世经》帝德谱,使该谱同时符合"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以为王莽篡权服务,为了弥缝这一学说与其他文献的矛盾,刘歆不惜遍伪群经。顾颉刚的这一说法代表了疑古派的高峰,但是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钱穆就力辩刘歆遍伪群经之说为虚妄,指出《世经》帝德谱的材料皆有来源,但他没有对该谱的成因和过程给予明确的论断;最近出版的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重拾旧题,在承认刘歆没有遍伪群经的基础上,却依然得出了该谱是刘歆创制并用来为王莽服务的结论,甚至还构拟了一个不同于该谱的所谓"刘向版"帝德谱。其实,《世经》帝德谱本质上即是为汉代寻找合法性依据,刘向很可能为汉室皇族编制了一套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家族迁徙路线图,以与《左传》记录相衔接。在这个过程中,刘向父子之间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由于所谓"新五德理论"先天具有的轮转特性,这些苦心经营后来被野心家王莽利用来作为篡汉的舆论工具罢了。     

刘歆、王莽与《周礼》关系之再探

在《周礼》研究中,刘歆、王莽与《周礼》的关系问题无疑有着重要地位。从现存史料来看,《周礼》显然并非刘歆为了王莽篡权而伪造的著作。但刘歆、王莽对于《周礼》的态度并不相同。刘歆开始对于《周礼》并不重视,因此,在其争立古文经学的时候并未提及《周礼》。到了王莽居摄以后,受到王莽的影响,刘歆才开始重视《周礼》。也就是说,《周礼》虽然由刘歆重新发现,但其真正对历史发生影响却在于王莽的政治实践。     

刘歆的《周礼》学及其在两汉之际的传承谱系

两汉之际是《周礼》学的奠基和发轫时期。刘歆是《周礼》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约略说来刘歆对《周礼》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端：首先,刘歆在与其父刘向受诏校理秘府图书时,不仅将《周官》（《周礼》）这部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典籍著录于《七略》之中,而且还“独识”《周礼》的价值,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不遗余力地向学术界推介这部在秘府之中新发现的典籍。其次,《周礼》一书于王莽当政时被立于学官、设博士主要应归功于刘歆的推动。复次,刘歆不仅研治《周礼》,撰著《周官传》四篇,而且还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两汉之际著名经学家杜子春、郑兴、贾徽、郑众、贾逵及卫宏等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师从刘歆学习过《周礼》。他们或是刘歆的弟子,或是刘歆的再传弟子,都出于刘歆的《周礼》学传承谱系。他们在《周礼》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周礼》学逐步发扬光大。     

《春秋纬》成书考

《春秋纬》的成书,并无专门考证,论者多依纬书之成书定谳。然《汉书·李寻传》所及“五经六纬”之名称,及《后汉书·张衡传》所言纬书成于“哀平之际”说,尚存诸多悬疑。考证《春秋纬》中所引新“五德终始说”,可以认定《春秋纬》当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后为之,由刘歆与精通图谶的民间人士合著而成。     

管窥刘向、刘歆对目录学之贡献

我国目录之学历史厚重,源远流长,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受命整理皇室藏书工作,最后落实到编撰《别录》、《七略》两部目录学著作。刘氏著作的撰成开启了中国目录学之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开辟校雠学、创建解题式目录、首创图书分类目录、史志目录之源流等,功绩显著。《录》、《略》是今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和目录学史必研习之重要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