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断代再研究

<世经>所书商代629年可信,史载夏商创建之际的重要天象"五星联珠"发生、慧星出现及早涝交加真实可据,它们构成夏商断代的重要支撑点.仲康日食发生于公元前2072年10月23日,为夏建于前2145年、商建于前1674年提供了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1991年编写的<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提供的二里头遗址42个样品的14C测年数据是夏商断代不可弃置的重要研究内容.     

刘向、刘歆与《七略》

《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目录学巨著。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首先合作完成了目录学著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别录》《七略》建构西汉学术谱系的理路分析

刘向、刘歆父子开创性地编纂群书提要目录《别录》和群书分类目录《七略》两部著作,全面梳理和分析了皇室收藏的春秋战国至秦汉年间的文献典籍,奠定了西汉王朝学术谱系的基本框架,其建构理路遵循了以儒家经学为主导、海纳诸子于经学、坚持古文经学立场的原则,体现了作者学术服务于政治的儒家经学观。     

论康有为的文献辨伪与晚清社会

《新学伪经考》全盘否定传世的古文经传,在政治上、学术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康有为的文献辨伪,其思想性更加突出。它的形式是考据学的引经据典,无征不信,但其实质则是先入为主,意在经世,仅从"辨伪方法"的角度理解,是不全面的。     

西汉时期刘向父子的古籍编校与整理

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的古籍编校与整理,对汉代以前学术思想传播、古籍流传和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使后人得见周代及先秦诸子学说之大全;在点校整理基础上所形成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著作《七略》和古籍提要文集《别录》,开创了历史文献整理方法的先河,尤其是新创立的图书六分法,对以后四分法的出现起到启迪和助生作用。     

关于刘歆命运悲剧的再认识

刘歆是西汉末年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对于刘歆如何走上为王莽代汉服务的道路并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我们应该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将评判标准趋向客观与平实,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诠释和理解,分析他历史悲剧的成因,清除他身上所承荷的过多罪名,还他一个历史本来面目。     

读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汉代经学“古文”争议缘起及相关经学史论题探

刘歆等之争立诸经,上承汉成帝时代掀起的以刘向等为中坚的尚古热潮,并凭借了《左氏》学等渐由民间显学跻身朝廷官学的势头。面对五经博士的抵制,他们援引、提升并强化了孔子壁中书的神圣性、完整性和权威性,以为正名的力量,这就是《移书让太常博士》一再宣扬的"古文"或"古文旧书"的内涵,它不仅指"逸《礼》、《尚书》",更包括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春秋古经》",亦即许慎《说文解字序》所称"壁中书"之一的"《春秋》",而《毛诗》不在其列。他们根据孔壁"古文"与所争立诸学相互参证,对学官所传的经与传均施以激烈反击,但与后世衍生出来的宽泛而又或绝对化的"古文"壁垒颇有距离。     

论前汉儒学之隆兴

一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儒学即取得独尊地位。其实,这只是儒家由衰特盛的一个转捩点,儒家的真正的独尊应是后来的元、成二帝时期。元帝和成帝不仅十分推崇儒教,而且他们自身也是儒教的躬行者。这个时期十分重视儒家文化建设,重视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刘向领导的文献整理活动,是自孔子以来最重大的文化工程。《别录》、《七略》不仅是文献学上的巨著,也是思想史上一面旗帜。后来,班固承《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汉志》不仅保存了刘向、刘歆的目录学思想,也反应了儒学地位的崇高,是儒学独尊的标志。     

论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原因

在中国近代,康有为对孔子的极力神化和对立孔教为国教的奔走呼号令人瞩目,而这一切预示着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从不同维度、方面共同展示出来,原因也颇为复杂。正因为如此,为康有为作传者都浓墨重彩地揭示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有鉴于此,探究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无论对于全面把握康有为的孔学思想还是直观感受刘歆在近代的历史命运都意义非凡。     

论向歆父子文献编纂思想对班固《汉书》的贡献

向歆父子对文献的整理和编纂是继孔子之后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又一创造性的伟大工程，他们的《别录》和《七略》是中国古代编辑史不朽丰碑。向歆父子崇儒扬经、经世致用，求真务实、择善而从，辨章学术、传承文化的编纂思想和编纂方法，对班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向歆父子编校的中秘图书是班固编纂《汉书》的重要文献来源，向歆父子的撰述成果和观点被班固在《汉书》中大量引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向歆父子的文献编纂成就，也就不可能有班固的《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