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利益集团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利益集团是台湾政治发展的产物,岛内政治体制的转型、政党政治的形成以及政治环境的变迁对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利益集团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也对岛内的政治变革、民主化进程及政治局势产生独特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深刻揭示利益集团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准确把握岛内政治发展的脉络和方向,理性评价台湾利益集团的基本特征与功能。     

集团利益与国运衰变——明清漕粮河运及其社会生态后果

明代以前,中国海运的技术和条件已十分成熟,明初郑和的船队更是极当时世界之盛.但自明成祖时起,明清中央政府却开始畏惧海洋,在向京师运送漕粮时,长期弃海运、行河运.造成了国家财政极大的浪费,并牺牲了许多无辜百姓的性命.更为严重的是,维持河运给苏北、皖北、鲁南等地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生态灾难,并使中国忽视了海军建设,使中国在欧洲列强开始海上争霸之时,由航海强国突变为被海洋所抛弃的没落帝国,最终为海洋国家所征服.而维持河运的真实目的,相当程度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一己之利所造成的.     

论美国利益集团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利益集团在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利益集团作为中间调节机构,在政府与公众之间起到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使原来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但也出现了利益集团的影响超越政府的控制的现象,总体呈现出利益集团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美国利益集团的发展与政府的管制同步,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应该重点促进利益集团的表达功能,引导其合理参与政治生活,同时政府要提升自主性,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利益集团的行为.     

解读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博弈中的作用

利益集团是指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获取某种特殊利益而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政治性组织。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主要有资助竞选、政治游说和司法诉讼。利益集团及其游说活动是美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滋生诸多民主问题的根源。为了使政策向本集团的利益倾斜,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及其代表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着,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建设者,同时又是破坏者。多元主义既有培育民主的一面,又有践踏民主的一面,因而在学术界既被防卫又被攻击。     

尼克松政府“家庭援助计划”的失败原因探析

尼克松政府上台后,为了克服美国家庭福利制度的弊端,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家庭援助计划".该计划以负所得税理论为依据,以现金支付为手段,以接受工作培训为条件,对福利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由于计划威胁到南部和东部权势集团和一些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终在参议院阶段遭到否决.但是这一改革的思路被后来的福利立法所继承.     

农民利益集团重塑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现代农业合作社立法之思考

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开始步入利益集团博弈的时代。传统农民利益集团的虚设,是我国农民群体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因素之一。组建现代农业合作社及其联合社使农民利益集团得以重塑,并能在与其他利益集团博弈中有效维护农民群体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权。现代农业合作社立法应当体现农民利益集团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诉求,并使之制度化。     

论多元主义的国家理论

作为西方政治科学的主流理论，多元主义兴起于对国家的批判性分析，但关国政治科学界将其发展为一种兼具经验性和规范性的民主理论，使得国家成为一种“隐蔽的主题”。本文通过回顾多元主义政治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梳理多元主义在不同阶段对国家的定位和理解，不仅描述和解释了多元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也突出了国家作为多元主义知识框架的背景，为增进人们了解多元主义提供一个视角。     

论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立法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在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各领域产生了一些利益集团,它们以各自的行为方式在政治社会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随着各类利益集团的发展,它们对政治活动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参与,对政府行政、立法及司法等方面的影响也日益突出.本文从立法的角度,阐述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立法的影响,并试图从中找出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方向.     

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特保措施的原因及对策

"中国特保"是一类专门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不受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能使实施方在受损较小的情况下较易达到政策目标.美国对中国作出轮胎特保的决策主要基于:美国认为中关轮胎行业贸易利益分配不均、美国国内利益集团间政策博弈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中国特保",中国应加强中关双边磋商、游说美国利益集团、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内需以增强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     

非均衡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G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规定》的立法博弈为例

可以通过个案研究探讨转型时期利益集团的非均衡性及其对政治过程的影响.转型时期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因为有着不同的生成路径和资源渠道,因而在公共政策博弈中呈现出显著的非均衡性.强势团体利用其体制内的资源主导了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而行业协会及公民等利益主体总体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对社会吸纳渠道的正式立法制度安排,也因为权力的集中和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而出现普遍的“失灵”现象.强势集团对政治过程的宰制和国家正式制度的失灵两个方面互相加深和强化,导致现有利益格局的固化,阻碍了制度的合理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