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加速，数字经济领域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形势稳中趋好，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就业质量相对提升。同时，数字化进程中的技术替代、数字鸿沟、结构分化和低技能群体就业质量短板等问题需要着力解决。针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建议加大数字经济就业创业支持力度，适应数字化转型加强人力资源开发，规范劳动用工管理，优化就业服务方式，推动数字经济就业向更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

为研究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以修正Schott相似度模型为切入点,构建了中国省级亚产业层面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新型测度方法。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该结论在多维度检验及二者异质性行业层面均稳健成立,该机制有助于降低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追随者和被俘获者的概率,破解被国外拥有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跨国公司“卡脖子”困境;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税负及负向外部冲击均不会改变该作用机制; 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中国摆脱“低端锁定”和技术赶超陷阱的重要路径,为制造企业锻造了产业和技术“长板”,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文章基于我国1690个县(市、区)2013—2018年的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等方法分析了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产业集聚推动了乡村振兴的发展，在控制内生性、空间效应及更换农业产业集聚度量指标后结论依然稳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和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是我国农业产业集聚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作用机制。因此，各地区应以资源禀赋优势为基础，引导形成农业产业高水平集聚，以此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历史逻辑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具有历史自觉性的主动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主要农业强国都是该国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其农业生产、政策和文化也都从该国历史中汲取养分。有鉴于此，第一，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对我国农耕文明的回应。中国是公认的农业文明古国，传统农业长期领先，为我国人口繁衍、文明传承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对党的农业思想和政策的传承与发扬。党一直将“三农”工作视为重中之重，并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农业强国的理论概念以及当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都是党长期重视“三农”、发展“三农”的必然结果。未来，应当继续秉持大历史观，从历史智慧中寻找发展道路、继承文化精神、完善评价指标和构建话语体系，持续开辟农业强国的新境界。     

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效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

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本文以2015～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营商环境优化通过改善宏观层面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法制环境及商业信用环境，促进微观层面人力资本升级、员工权益保护和提升员工信任度，从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拓展性检验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重点关注了宏观制度软环境优化产生的正向人力资本效应，进而改善微观企业生产经营。这不仅丰富了相关研究文献，拓展了宏微观整合的研究视角，也对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