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六官制度新探

宇文泰实行六官制度的目的并不是标榜神州文化正统,而是要笼络五大宿将以巩固西魏的统治.六官制度绝非单纯模拟尚书省的制度,它整合了西魏大统十二年以后的中央文官系统和部分武官系统,而又稍作调整,这是一套形式特殊实质却并不特殊的官制.杨坚代周以后,六官制度早已失去了初创时的背景,而且其弊端也更加明显,所以隋朝初建,即将其废除.六官制度的一些创造,对隋唐官制有一定影响,但是隋唐官制的主要渊源还是西魏大统十二年改革以后的制度.     

北周武帝开发西北经济初探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封建君主.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受地缘关系的影响,他对西北经济大力开发,加强西北地区的行政建制,兴修水利,开展农业生产,大力推广均田制,并与屯田相结合.又实行了灭佛政策,使北周的经济发展壮大,为攻灭北齐以及后来的隋灭陈作了必要的铺垫.北周经济的发展,对结束我国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来的分裂割据状况有重要意义.     

试论北周、隋与突厥的“和亲”

西魏至北周与突厥＂和亲＂时自身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和亲＂的目的是拉拢突厥，加强与对手抗衡的力量，故而忍辱求和，只能得到暂时的安宁。隋是建立统一局面后与突厥＂和亲＂，其目的是削弱突厥势力，维护国家安定，因此积极主动，力求制胜，结果巩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促进了突厥封建化的过程，加强了各族间的联系。     

论北周的御正和内史

御正和内史是北周六官制度中重要的官职,其职责主要是起草诏令、参与决策。御正相当于中书监,内史相当于中书令。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欠妥。御正和内史的地位在北周有一个演变过程,总的趋势是重要性不断增加。北周六官到后期弊端越来越明显,所以隋文帝刚一即位就将其废除,在西魏旧制的基础上,吸收六官的某些合理化因素,创立了隋朝的官制,原来被合并到六官中的中书省重新独立出来,而沿用六官内史之名称为内史省,其长官则称为内史令,即六官制度中的内史大夫。     

历史的追溯──对隋代诗歌的文化阐释

隋代诗歌的创作主体主要由东魏北齐和梁陈入隋的诗人组成。西魏北周入隋之诗人则占据很次要的地位。这一现象与隋文化主要继承北齐梁陈文化而不重西魏北周文化有直接的关系。隋诗与隋文化的密切关系形成了隋诗的三个文化特质，并昭示出魏晋六朝至隋近三百年文化流变的历程     

试论北周儒学思想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各种文化及文化思潮的逐步融合。在这个时期，多种文化一直在激烈地互相碰撞着，并在碰撞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北周的统治者及其统治思想，自然也难以规避这个文化氛围，但儒家思想始终是统治者主要的政治教化和固国强民手段。     

论北周武帝废佛的作用和意义

北周武帝的废佛是历次灭佛中作用和意义最大，最为积极和进步的。一、减民负担、富国强兵、统一北方。本文首次厘清了废佛前原有、废佛时废掉了一共约四万所寺庵，约三百万僧尼。其中北周约一万所寺观，一百万僧道；北齐约三万所寺庵，两百万僧尼。二、民族凝聚融合团结战胜了民族分裂离散歧视。周武帝和北周统治集团提倡儒学，崇尚华夏传统文化，带头汉化融入汉族。北周已是鲜汉共治的国家。北齐则胡风很盛胡化回潮，是个顽固坚持民族压迫、鲜卑特权，以胡为主的国家。不废佛就不能平齐就不能实现民族团结与融合。三、避免了国教、政教合一、全民信佛、神权专制。本文首次考出北方的佛教僧尼和在家的居士世俗的信佛者已达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所以那种局面已是现实的可能和严重的威胁。而在那样的国度和时代，便可能因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民族的分化。四、使隋得以南平陈朝统一全国，北抗突厥维持平衡。当时突厥已经崛起并日渐强大，对北朝构成严重威胁和边患。中国已形成四分天下的政治和民族格局。南北不统一便不能抵御突厥南下，中原便又会陷入五胡十六国那种极其黑暗战乱的局面。     

隋唐财政制度之北周渊源略论

西魏北周的制度改革在隋唐财政制度形成过程中,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经过六官制度对官制重新整理,民部成为度支部的头司;左右民曹合一;颁禄工作由度支曹移到仓部;建立了司门监察制度。在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发展过程中,两套机构并存,造成财务行政机构重叠设置管理混乱,经过北周改革,形成对应关系,构架起三级财务行政系统。唐代预算制度也基本萌芽于这一时期。     

从师古到雕章——西魏北周散文述论

西魏北周散文,指西魏建立(公元535年)至北周灭亡(公元581年)前后共46年间的散文。此期散文可分为皇室散文、本土士人散文、由南入北士人散文三个部分,主要作家分别为宇文毓、宇文邕、宇文逌,苏绰、李昶,王褒、庾信等,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纵观此三类散文,不难看出,在艺术上明显呈现出从师古到雕章的演进过程。西魏到北周明帝时期为师古阶段,从武帝时期至周末为雕章阶段。保定元年(公元561年)的《颁六宫诏》骈俪化明显,此文可视为进入雕章阶段的标志性作品。每一阶段的文风无不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相适应。师古文风的形成,是宇文泰关陇集团政治文化改革的产物,是其政治文化改革在文学上的折射。从师古到雕章的转变,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北周对魏晋以来文化和文风的接受,此为内因。二是庾信等南来文学大家的影响,此为外因。     

《魏书·高允传》所见邵县之释证与推论

学界大抵不知北朝有邵县。邵县当始置于北魏皇兴四年(470年)或稍后,废于东魏天平四年(西魏大统三年,537年),先后属北魏怀州邵上郡、司州河内郡、司州邵郡及东魏东雍州邵郡。邵上郡始置于北魏皇兴四年,太和十八年(494年)并入河内郡,孝昌二年(526年)复立郡,改名邵郡。北魏立邵上郡、邵县、邵公庙皆出于攀缘西周召公之目的,在北魏汉化潮流中具有特别之意义。北魏设立邵郡之目的在于保卫首都洛阳之安全。胡太后乱政而未于邵郡等地及太行山诸关隘布防,或未以足够之兵力布防,导致尔朱荣之军轻易入洛,北魏因之而发生若干剧烈变动,以至速亡。北魏永熙三年(534年)东西魏分裂后,邵郡乃东魏边地之军事据点。西魏于危急存亡之关头即大统三年夺得邵郡,且以之为极其重要之军事据点,积极经营,并占据黄河东岸大片地域,奠定强大之基础。北周之世,邵郡亦是其极其重要之军事据点,在其稳定、发展乃至灭齐诸方面皆发挥有极其重要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