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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网络组织中存在两种治理机制,一种是网络行为主体之间的正式契约和制度安排,另一种是关系治理等非正式的治理机制。正式的治理机制作为协调手段被网络组织广泛使用,但他们仅仅为网络行为主体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具体指向性使这些正式的协调手段对处于契约之外的众多无法辨识的问题显得无能为力。
技术创新网络惯例是创新网络行为主体重复的交互模式,是一种非正式的治理机制。通过对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11个创新网络41家企业的深入访谈、资料查询和文档查阅,在了解技术创新网络发展过程中的运作模式和运行状况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经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过程,探析和归纳出网络惯例具有行为约束、关系规范和知识建构3种治理功能。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惯例在技术创新网络中具有行为约束、关系规范和知识建构的治理功能,这些惯例在网络组织运行中可以有效指导组织成员的相关行为,促进创新网络中知识在行为主体之间的有效传播和共享,协调组织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以保持网络稳定,还可以推动网络的变革和演变。网络惯例的行为约束功能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它影响着关系规范功能和知识建构功能,同时关系规范功能也促进惯例的知识建构功能,而创新网络通过知识建构功能促进网络创新知识的搜索引导、收集整理和复制内化,进而影响整个创新网络的技术创新。
研究结果弥补了关于网络治理理论研究的一些不足,丰富和拓展了惯例在网络治理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实践中也可以对创新网络中各创新主体的合作行为、关系维护和知识获取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增强对技术创新网络惯例在治理过程中的有效应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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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和演变,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使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一方面促使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使一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政治上,以主权国家为基石的国际体系所隐含的强权政治逻辑,与现代技术、资本发展所需的全球合作之间产生冲突,从而使得世界出现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等问题。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化中的最大变量,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对人类历史上不同种类共同体的研究和阐释,为我们重新审视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提供了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与西方近代共同体建构局限于国家维度不同的是,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放理论的核心。本文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的基本宗旨和智慧,是对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思考,其实施路径多种多样,最为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实,不断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形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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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兴起的共享经济与平台经济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突出的社会问题,平台情境下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与异化行为频频出现,亟需进行有效治理。本文针对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平台型企业"作为独立运营主体的社会责任"、"作为商业运作平台的社会责任"和"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3个层次,结合担责的"底线要求"、"合理期望"和"贡献优势"3个层级,系统界定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点对点的原子式社会责任治理、传导式的线性化社会责任治理、联动型的集群式社会责任治理等传统社会责任治理范式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它们在平台情境下容易出现治理的错位与失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契合于平台情境的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新范式,指出其本质是一种内生型、整体性与可持续的全过程治理范式,核心是分层次治理与跨层次治理,个体、情境和系统的全景式治理,以及跨生态位互治与网络化共治。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主要生态位的6项社会责任自组织机制、扩展生态位与主要生态位之间的两项责任共演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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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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