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期选举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研究

民国后期,有些选举纠纷并非通过选举诉讼等法定程序来解决,在选举争议各方矛盾尖锐化时,地方政府经常积极主动介入,平息选举中的宗族、派系纠纷。而在地方政府卷入选举纠纷之后,则会有参议会等其他机关和团体参与调解。政治压力和武力胁迫也是解决选举纠纷的手段,有时则是在舆论影响下双方妥协达成和解。这些非正式解决方式主要作用是维护选举秩序和社会秩序,并不能真正公正合理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政治权益。     

党权与邮权:汉口邮务工会成立案研究(1932—1933)

1928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开始颁布一系列法案和政令重组大革命时期的民众团体组织,以拓展其在社会中的权控范围。汉口邮务工会作为邮政体制下的邮工组织,在成立伊始,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引发邮潮。这一过程中,汉口特别市党部依据整理民众团体的法律,极力推动汉口邮务工会的成立,此时与湖北邮务管理局的立场发生严重冲突,市党部虽积极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律依据却遭到了交通部的行政命令式的否认,最后在私人协商情境下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国民党团体指导权和政府邮政管理权之间的冲突在此一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纠纷最终在维护地方治安的共同旨趣下悄然解决。     

家族文化构筑的潮汕侨批纠纷调处方式探析

潮汕侨批是侨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文化的沁润奠定了潮汕侨批产生的基础,衍生了潮汕侨批民间法规则,也为侨批纠纷的调处提供了保障。家族文化中的商业诚信理念和规则为纠纷预防提供了特有的文化资源;自力救济、侨批行业公会调解、公堂调解、盟神查案、适用无过错赔偿原则等调处纠纷的方式,在当下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坚持德法共治,弘扬侨批文化,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化解纠纷的功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海南)自贸区解纷机制创新路径研究——以经验梳理为视角

海南自贸区加快形成相应的营商环境及市场环境,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海南自贸区可借鉴上海、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的纠纷解决机制,结合涵盖范围广、区位优良、阶段性建设等独有特征,推动地方立法保障,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制定审判指引,审慎对待临时仲裁制度,学习域外调解机制,从而实现社会冲突有效化解,保障自贸区建设。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何以可能?——以武汉市东湖村小产权房拆迁补偿纠纷为例

关于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文献都隐含了抗争策略合法性这个重要前提,认为重新揭示合法性在抗争研究中的地位将对未来的类似研究有重大启发。以东湖村的小产权房外来户的社会抗争为例,从合法性概念入手,全面还原了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实现的可能进路。研究发现,外来户在法律及情理不予支持的条件下,通过瓦解对方和建构自我合法性的双重策略,使一场看似没有合法依据的社会抗争取得了生存空间。     

关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几点思考——基于贵州省余庆县的实地考察

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考察余庆等地方实践,发现社会矛盾纠纷大多产生于基层,必须化解在基层;应通过解决民生实事从源头上加以预防和化解;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综合运用工作方法;与稳步推进基层协商相结合。     

民事诉讼目的问题研究

作为民事诉讼基础理论之一的民事诉讼目的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起点、是民事诉讼立法的基础、同时也是指导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终极目标，研究民事诉讼目的论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在考察国内外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基础上，阐述了影响民事诉讼目的的因素，试图对我国的民事诉讼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