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与学术新探索

新时代新征程为学术研究开阔了视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了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时代主题,努力探讨“传统学术的精华通向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和“剖析典型性命题,展现中国智慧的光彩”,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对新课题作深入考察和精心阐释,拿出原创性、时代性、体系性的新成果,定然使研究者和受众成效显著地提升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创造力和旺盛生命力,确立文化自信,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逻辑的观念与理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两个重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逻辑学”是国内逻辑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其中,“没有逻辑”说还分为绝对论者和相对论者:绝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形式的逻辑;相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但只有非形式逻辑。之所以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是由于双方对什么是逻辑有不同的理解。在进行中西逻辑学比较之前,首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逻辑观念,因为逻辑观念是逻辑理论得以形成的基础。     

皮亚杰的道德责任发生论及其教育意蕴

皮亚杰首次利用实验方法,从个体心理发展的微观角度,揭示了儿童的道德责任的发生过程和机制。道德责任是个体社会化的产物,经历了由他律的客观责任向自律的主观责任的进化。真正的道德责任产生于协作。皮亚杰的道德责任发生论对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启示是:道德教育必须以自由为基础,充分利用学生的自主活动,才能教会学生负责。     

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三重逻辑分析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治理主体的重要参与作用,积极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完善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构建多元主体间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彼此信任的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凝聚生态环境治理合力,是实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蕴含着科学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实践逻辑和强大的价值逻辑,只有牢牢把握这三重逻辑,才能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逻辑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已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基础性的历史观与科学方法。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践,比较细致地分析其生成的历史逻辑：一是从内源因素出发,全面总结中国文化自主发展路向,“通古今之变”的本土成长经验,确立正本清源、推陈出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逻辑;二是从外力因素出发,深刻反思近现代以来“中西之争”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全球化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创新逻辑。前者主因在于中国历史内源因素,后者主因在于全球化外力因素,由此建构了庚续至今、绵延不绝、推陈出新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从而在更高层次的历史观上,呈现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史意义。     

农村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以S村积分制治理为例

乡村治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至关重要。积分制作为一种创新模式,有利于助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S村以“道德银行”建设为依托,以“十星农户”评选活动为载体,将村民行为量化成有形分值,存入道德存折并兑换物品以及收获荣誉奖励的运行实践表明：农村积分制在乡村治理领域有其特定内涵、运行过程及基本特征。积分制治理双向耦合的动员响应机制促进治理主体激活,目标量化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治理目标实现,主体整合的多元共治机制促进治理能力再造,成为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点和重要驱动力。但积分制治理可能存在理想偏差,因此要综合考量各治理要素、发挥基层党组织“四力协同”作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引入社会力量持续参与,为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