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叙事文献《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英译的描写研究

“目连救母”是对中国民间习俗、戏曲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化故事。《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是敦煌出土的载述该故事的唐五代时期文献。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汉学家们先后对该文献进行了英译,其成为在西方文化语境讲释“孝道”这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文字载体。通过双语语料的描写与对比,收集可观察的文本数据,可探究汉学家英译重构敦煌“救母”叙事过程中的决策机制和特点,以便为多语文化语境中“中国故事”的翻译与传播提供理论参照。     

麦家小说的性别政治——基于叙事学的考察

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考察麦家小说,可见其叙事话语中体现出较鲜明的男性性别模式,主要表现在：一,塑造男性威权形象,强化男性叙事权威;二,将女性叙事设置为男性主体叙事的补充,使女性叙事边缘化,弱化女性叙事权威;三,用男性叙事解构女性叙事,降低女性叙事的可靠性。另外,麦家小说中女性的叙事声音总是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个人性、私密性的特征;而男性叙事声音则更多与宏大叙事相关联,体现出社会性、公共性色彩,并且对与男权社会规范不相符的女性进行批判。通过这种男性中心的叙事策略,麦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多沉稳、理性、智慧、伟岸,而女性形象则基本与之相反,从而或隐或显地传达出麦家男性至上的性别观念。     

当代电影色彩叙事的多维审美价值探析

色彩是当代电影艺术最重要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之一.色彩在画面叙事和视觉美学的自我构建中,体现了当代影视和现代艺术的自我革新和体式变革,也体现了人类审美的时代追求与心理演进.新时代的审美文化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关注色彩和色调在美术创作中的艺术构图、视界成型和哲理引导.通过研究电影色彩的叙事手法进一步探寻电影色彩的形式、时代、情感、伦理、原型的审美价值以及对审美公众的审美意义,有助于充分发挥电影色彩的价值,进一步探索电影创作的规律.     

过度旅游的综合评价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针对过度旅游对旅游目的地造成紊乱的问题,对过度旅游的成因及危害进行总结分析,利用统计数据确定综合旅游密度、旅游强度、民宿密度3项判断过度旅游状态的指标,并将3项指标分数之和作为评价过度旅游的指标值; 使用Zipf分布双对数图与H/T断裂点法确定数据等级划分方式,采用定距分数累加方式建立过度旅游综合评价方法; 利用国内外代表性旅游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所建立综合评价方法的可行性。研究认为,过度旅游综合评价分数给出了旅游目的地过度旅游程度的相对顺序,能够推测各样本过度旅游风险所对应的要素,为制定过度旅游对应政策的优先级提供参考; 在样本城市中,国外过度旅游目的地注重流量管控、征收旅游税等三四级对策,而中国过度旅游目的地注重景区保护和流量管控等二三级对策,尽管国内样本城市旅游服务负荷已高于部分发达国家,但未出现排斥游客的过度旅游现象; 国内仍需要利用经济手段避免部分地区的旅游业依赖,升级城市景区保护为城市全域保护,适时推进旅游税政策。     

从探索精神到类型意识——《红高梁》与《太阳有耳》的互本文现象透视

本文通过对莫言编剧的两部影片《红高梁》与《太阳有耳》的互本文比较分析,揭示出两部影片分别在两个时代切合各自时代命脉赢得观众的成功的叙事策略;从《太阳有耳》对《红高梁》的继承与发展中看到当代中国电影在探索精神之后的类型意识的觉醒,并认为这是一条繁荣中国民族电影事业的可行之路。     

自由意志与社会正义——康德论道德和政治的关系

康德以意志自律原则为中介把道德和自由意志联系起来,本质地确立了作为立法者的道德主体的尊严和价值,他的法权理论来自道德的形而上学演绎,权利的普遍法则就是普遍自由的法则,从而为政治自由和平等奠定了先验的、无条件的道德基础。康德的社会正义学说体现了他试图统一道德与政治的理想,但抽象性与现实性的矛盾、逻辑与历史的矛盾是他的二元分裂的哲学本身所不能解决的     

成功销售的10条法则——对销售产生反感是人之常情，我们必须采取其他策略

最近，一项关于商业人士信任度及道德品质的问卷调查显示，保险推销员和汽车推销员的名誉最差。对此，你可能并不感到惊讶，但并不是只有保险推销员和汽车推销员才有如此坏的声誉，调查显示，85％以上的顾客对销售人员没有好感。     

做个身心健康的经理人“六法则”

一个合格的经理人身体要好,更重要的是心理要健康当今社会医学越来越发达, 不健康的人却日益增多, 尤其是背负沉重压力的职业经理人,他们不同程度地遭受着形形色色疾病的困扰: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其实后者比前者更为可怕、更难治愈。衡量你的心理机能成熟与否,心理学家阿尔波特归纳出六条标准,可以作为参考。这六条标准是:     

《泄密的心》的听觉叙事研究

学界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泄密的心》是爱伦·坡的哥特式恐怖短篇小说,缺乏伦理关怀,充满了不可靠叙述。从听觉叙事的角度来看,该小说充满了听觉意象,主要事件都由听觉勾连起承,作者在故事世界中建构起了比“视觉空间”更大的“听觉空间”,其中的声音景观从可能世界理论看来,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真实性。这样,当我们将文本中的叙述者“我”当作文本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真实人物进行分析时,可以更好地阐释其中的伦理意义。叙述者“我”和老头身份的模糊化使该小说的伦理批评更具有普遍意义。叙述者“我”的幻听将自己的谋杀行径暴露是该文本正确的伦理取位的结果,符合了阐释社群的阅读期待。
     

论苏青小说的都市日常叙事——以《两条鱼》为个案分析

发表于1943年4月的短篇小说《两条鱼》是苏青于文学体例和小说题材双重探索的结果。小说有关战时都市"底层"市民生活的叙述,既演绎了苏青小说不易察觉的技巧,也折射出苏青小说的思想力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国民性和海派市民性格的反思。苏青"底层"叙事的探路,为现代女性写作如何叙述城市生活提供了两点启示:既要重视如何将有限的现实经验植入文学世界成为自身创作的"专属物",也要重视塑造富有地域色彩和人性深度的鲜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