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驾斋养新录》考辨一则

元代文字学家周伯琦所著《六书正讹》,是一部阐述《说文》、考辨俗字的字书。《四库全书总目》引《诗经·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二句,以喻《六书正讹》在字形、反切、释义等问题上,不免有瑕瑜互见之憾,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然而丁福保在《说文解字诂林·自叙》中却引钱大昕语对周氏深加诋毁。姚孝遂先生批评说：“丁氏作《自叙》时已是一九二八年,当时商周古文字已大量出土,并已开展了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卓越成果足以参考。而丁氏犹然墨守成说,只能是一种偏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对周伯琦的《六书正讹》颇有微辞,并举数例极力驳斥。但仔细分析钱氏的考证,有一半值得商榷。钱氏素以考订精密著称,故其说一出,后人翕然信从,埋没了《六书正讹》在选取字形、分析古文、考辨俗字以及推阐《说文》等方面的价值。     

《古文关键》：经典的确立与文章学上的意义

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选取了唐宋著名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张耒之文共六十余篇,首次确立了唐宋散文的经典。其在点评时对文章布局谋篇的精辟见解,对散文创作方法的强调,在文章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构专篇著作文献学研究体例——评张兵博士的《<洪范>诠释研究》

《尚书》中的《洪范》篇是中国传世典籍中系统阐述国家施政大法的最早的专篇文献,对后世政治思想文化影响较大。由汉至清,受世人瞩目,涌现了许多关于《洪范》篇的诠释文献,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诠释体系,而这个诠释体系也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断演进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论《尚书》诰体的生成机制及其文化意蕴

“诰”体是由祭祀仪式中的祈告这一言说行为而生成。这种由神祗之告发展而出的生人之诰,发生在册封、赏赐、任命、朝觐和会同等礼仪之中。“王若曰”是《尚书》诸诰的一个显著性文体特征,它是神道设教的标志性提示语,《尚书》中的周初诸诰都是周公神道设教的文本化生成物。“周诰殷盘”显示了殷周两代文化精神气质的同异。     

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论《尚书》对后世文章学的影响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成熟的历史散文。修辞技巧的成熟应用,上古语言特有的古朴质实,实录中孕育的记语体例,以及言者阐述政治观点中产生的基本论证方法,对先秦诸子、历代政论文、史书体例、官方文书以及后世行文风格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有着重要价值。     

清初古文三大家与清初文坛格局

清初古文三大家侯方域、汪琬、魏禧以迥异的创作风格成为清初多样化文坛的典型代表。其扭转、改造文风的努力和文道合一的创作追求促成了清初经世文风的形成．直接影响清初文坛的格局变化和清代散文的走向．昭示出古文由明清之际的多样化文风向清代盛世桐城派正统文风逐渐转变的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为桐城文派的形成开辟了路径,     

《礼》古记与子思之学

本文提出"<礼>古记"之说,指出这种<礼>类战国古文记文,是一种长期为人所忽略的古代学术文体.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见有多种此类"<礼>古记"的作品,与传为子思之学的儒家传统有关.研究出土文献中的"<礼>古记"类作品,不仅使我们得以考察传为子思学派作品的早期面貌,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学术文献的文献形式与文体.     

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

明代梅鷟<尚书谱>五卷,迄今未有刊本.阎若璩称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其"武断"之处表现在:断定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造;断定东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造;否定<百篇之目>,断定<尚书>全经七十七篇;臆造"刘向<别录>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篇目,等等.其"创获"主要表现在:考辨<尚书序>(大序)之伪;考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考辨晋人<武成>篇之伪,等等.     

德川儒者荻生徂徕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初探

德川日本儒者荻生徂徕以古文辞学作为其儒家经典诠释的重要方法论。“辞”不是单纯的字词或概念的拼凑组合,古文辞是指西汉以前的古文献所构成的一套成文系统和言说系统,其中有丰富的古圣人的“古言”和“古义”,所以藉由古文辞学的方法就可重新把握圣人之道,他将此方法归结为“以古言征古义”。但是他以所谓的古言古义欲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之际,其实已有思想上的立场预设;更重要的是,当他用“以古言征古义”来反对“以今言视古言”之际,“古言”不免被绝对化,这就有可能走向“以古言视今言”的另一极端,其结果必将造成对古今文化的历史性连续的切割,从而使其思想蒙上了非历史性的色彩。     

论汉代今古文之争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之争对今文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今古文之争之前的西汉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著述形式由简而繁,章句学逐渐盛行;重在阐释经文的义理,有随意发挥的意味;重在通经致用,多与现实相联系而不重视史实的考证.今古文之争使今文经学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说经章句由繁琐向着简略回归,由空疏的义理阐释向着重视史实转变,在古文经学条例化的影响下今文经学也逐渐条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