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行为的定性

刘明祥在《清华法学》2007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一类案件，行为人拾得他人信用卡及密码、或者猜出密码后，在ATM机上取走了大量现金。对这种行为应如何定性，目前存在较大争议。作者认为，用拾得的他人信用卡在ATM机上取走大量现金的行为，既不能定盗窃罪，也不能定侵占罪，而应该定信用卡诈骗罪。以“机器不可能被骗”作为否定信用卡诈骗罪成立的理由不可靠。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如同拾得他人的钥匙后用钥匙开门取走财物的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拾得信用卡并不等于拾得了信用卡上记载的现金，而信用卡本身也不能成为侵占罪的对象。     

试论高校辅导员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

在高校辅导员按照"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建设的背景下,高校辅导员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有其深层次的现实意义.本文从高校辅导员职业资格制度的概念入手,阐述高校辅导员职业资格制度建立的意义,提出了高校辅导员资格制度建立的思路和保障.     

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浅谈

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人生发展的导航者,学习成才的指导者,心理健康的辅导者,学生权益的保护者,在促进大学生全面成才,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维护高校稳定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新形势下,辅导员队伍的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培养质量,辅导员职业化势在必行。     

司法领域里的腐败根源及其防治

司法领域里的腐败危害严重。产生司法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性缺陷 ,主要表现在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 ,地方人大、地方党委监督和领导的畸形化 ,司法的非专业化等。遏制司法腐败 ,应结合我国国情 ,分阶段地进行司法体制改革     

法院调查权与公民通信自由和秘密权：何者优先？

关于法院的调查权与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和秘密权之间究竟何者优先的问题,司法实践部门和法学界争议颇大。徐澜波和陈红的两篇文章就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此一并刊发,供读者参考。     

法治、司法改革与法律共同体

法治是法律之治,法律之治是以司法活动为中心而展开的,没有完善的司法就没有良好的法治。司法活动的主体实际上是法律共同体,司法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看是否能够建构中国的法律共同体并使之成为司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国情决定法律共同体建构的中坚力量是法学家,司法改革应使法学家阶层成为法治的中心。司法改革为法律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从堕胎权之争看美国宪政及美国社会——以“罗伊诉韦德案”为例

"罗伊案"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罗伊案"引发的堕胎权之争,在美国的政界、司法界和社会各个层面掀起了轩然大波."罗伊案"和此前的"布朗案"推动了美国司法复审制度的建设进程;围绕堕胎权的问题,衍生了选择权利派和生命权利派的对抗:由对选择权和生命权的认可,加剧了美国上个世纪末的政治分野;通过"罗伊案"的推动,美国妇女运动超越了对"性自由"、男女平等等权利的诉求,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延展.     

中国出入境管理体制的抉择

近年来,出入中国边境口岸的人员和货物陡增,与国际社会出入境管理体制相比较,中国的出入境管理体制还欠完善.具体表现为专属中央管理的出入境事务由各级公安部门代为管理,公安部门的属地管辖、多层管理导致区域化壁垒、政令不畅;同时,公安、外交部门在护照管理上信息不通,多头执法,易产生管理漏洞.为与国际移民法接轨构建科学的出入境管理体制,中国应尽早出台<出入境法>;改革现有的多头管理体制,争取在北京奥运会前,逐步将全国出入境管理统一置于中央政府监管之下;利用<护照法>刚刚出台之契机,统一出入境证件种类和发放程序,增加并细化签证类别,简化出入境手续;重视人员素质提升,实现从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的目标转变.     

社会转型期司法冲突关系的理性平衡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司法的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刚性与柔性、主动与被动等冲突关系,需要法官理性地加以平衡,回应社会转型时期当事人对司法的特殊需求,从而实现司法的功能。     

欧盟司法与内务:从非正式合作到制度化

自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司法与内务合作作为欧洲联盟的第三支柱为世人所知,欧洲一体化也从原来的以经济合作为主发展到政治领域,但其实司法与内务合作并不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首创,在此前司法与内务合作已经历了长时期的实践和探索,特莱维小组、申根协定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之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这一领域的合作正式制度化,阿姆斯特丹条约对之有进一步发展.司法与内务合作经历了多年的发展有丰硕的成果,继续深化发展的趋势也不可阻挡,但预计今后的发展道路也将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