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角色与司法公正

司法的第一要义是追求公正,公正是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生命线。司法公正是公正司法的核心追求目标,既要运用公正程序司法,又要追求公正的司法结果,还要避免司法不公正结果。法官角色总体构成主体保障,立案法官奠立前置程序,取证法官构筑关键步骤,审案法官成为求真环节,判案法官落实法律裁判,执行法官发挥救济保障效用,共同制约司法权力,共同建构司法公正,共同追求司法正义,共同铸造公正的法治共同体。     

侦查取证语言规范化研究——隐性不当取证语言与冤案防范

刑事冤案、错案的发生与隐性侦查取证语言的失范化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语言作为法律的载体,实现了权力(利)关系的具象化,也导致了权力的恣意性。从讯问实践来看,隐性不当取证语言的产生源自于公权力的膨胀和语言生成机制两方面。其主要体现为粗暴的话语打断、有罪预设、逆向同义改述、诱导性提问以及指令性言语行为等五个方面。为了预防我国冤案、错案的发生,我国侦查机关应当从语言学的技术架构和语用策略方面来规范隐性不当取证语言的实践运用,从而为提升我国司法的公信力增添助力。     

无限防卫权在司法裁量中的困惑--由一案例说起

刑法第20条第3款确定了无限防卫权,在鼓励公民更好地利用防卫权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法条本身存在的模糊性和矛盾性,无限防卫权的规定使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防卫不适时等的区分失去了公正的价值标准,给司法裁量带来一定困惑,进而影响司法审判的权威性、公正性.本文通过对一案例的分析,对上述条款所确定的无限防卫权提出质疑,旨在强调司法实践中应从严把握无限防卫权的规定,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美国少年司法“分流”的历史与借鉴

美国少年司法史就是一部“分流”史：第一次“分流”是少年法院运动——将罪错少年从成人刑事司法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实现了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分野;第二次“分流”是联邦少年司法“审前分流”计划——目的在于克服“交叉感染”和“标签效应”,是少年司法的再次革新;第三次“分流”是地方少年司法程序中的“非正式处遇”——目的在于贯彻“宜教不宜刑”理念,构成美国少年司法“分流”之主体。美国少年司法“分流”机制充分彰显了“少年宜教不宜刑”的现代少年司法理念,对我国未成年人罪错预防控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充分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不断强化父母的抚养教育责任,以及注重审前羁押的慎用与改良等。     

智慧司法视阈下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危险性评估

在数字化时代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呈现出高发态势的背景下,网络安全形式愈加复杂,未成年人人身危险程度受网络影响产生深刻变化,传统危险性评估方法已无法较好地适应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防控的需要,引入人工智能评估方法为此提供了可能。人工智能评估方法较之于传统评估方法具有数据处理和分析的优势,通过提供相关技术性支持达到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个性化干预的目的,规避传统方法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其在享受科技赋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由此带来的风险。通过分析其在未成年人网络财产和科技犯罪中的具体应用,因人制宜地评估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时应始终贯彻技术中立和价值无涉原则,以更好的满足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防控的特殊需求,进一步探索和适应未来的智慧司法环境。     

民事司法协助简论

我国的民事司法协助活动逐年增多,在理论研究和规范设置上保持了较显著的“国际化”特征。民事司法协助大多体现的是法律技术问题和操作程序问题,实现与国际惯例趋同是有条件的。我国在实行民事司法协助中应着重从司法文书的送达、证据调查、外国法院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这几个比较成熟的方面形成经验和风格,从而提高我国涉外法律的国际声望。     

陪审员制度改革略谈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司法领域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国现行的陪审员制度却由于其本身制度的不完善 ,从而影响了它的广泛运用。因此 ,要完善我国的陪审员制度 ,关键在于改革我国现行的陪审员体制     

新中国法治50年论略

新中国法治建设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 194 9年 10月至195 7年 5月 ,为创立时期。在此期间 ,新中国的立法、司法、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都有巨大的发展。但也存在左倾思想及法律虚无主义的因素。 195 7年“反右”开始至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是曲折发展时期。法制建设的消极表现是 :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 ,法制建设停滞不前 ,法律理论与现实矛盾。1966年至 1976年 ,是中国法制遭到全面破坏时期。 1976年以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 2 0年 ,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 ,国家立法工作获得突破性发展 ,社会主义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亦成绩斐     

中法两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比较研究

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主要体现在受理被告人不服各级法院终审判决而提起的撤销之诉和特定情况下的再审之诉,以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职能包括:受理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受理重大的一审案件,发动审判监督程序,并以发布司法解释的形式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两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相比,后者有若干不能有效维护法律统一适用的地方,进而影响了最高法院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