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

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劝百讽一“发微

从先秦到西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刺讽谏是文艺的根本功能。西汉时期的辞赋创作,就是以讽谏文艺观作为指导思想。司马相如生活在汉家走向盛世的凯歌声中,凭借诗人对时代精神的特殊敏感,他意识到大汉盛世正向他走来,为此他创作了歌颂大汉天子声威和汉家盛世气象的《子虚赋》、《上林赋》,而他在理性上所接受的又是讽谏艺术观,这种文学观念使他在大赋结尾之处加上托讽之笔,由此形成汉赋“劝百讽一”的典型艺术结构。汉赋“劝百讽一”现象,反映了文艺理论建设落后于创作实践的窘困。直到东汉,班固才在《两都赋序》中提出可以用汉赋来润色鸿业的文艺新观念。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司马相如新论

司马相如是开一代风气的重要学者。在政治思想方向 ,他先于董仲舒提出了以儒学为治国理论、以儒家圣人为最高标准的主张 ;在学术思想方面 ,他是汉代尊崇儒术思想的奠基人 ;在文学方面 ,他是汉代代表文学———汉赋的开创者 ;在美学方面 ,他是汉代主流美学———“巨丽”之美的首倡人物     

困境中的无奈与抗争——对司马相如奋斗历程的重新解读

"文章西汉两司马",被誉为西汉文章巨擘之一的司马相如,赋才旷世莫比,然而早年却不受重用,壮志难酬。一般而言,在古代出生寒微的文人志士欲发迹,往往要寻求到强有力的经济支柱以翊赞其进入仕途,士人之遇与不遇,除了自身的才能学识之外,客观条件也同等重要,经济方面常常尤为关键。生当循此道之世的寒士司马相如也不例外,要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之后,才能全力以赴更高的价值追求。司马相如早年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的一系列奋斗与抗争,以赀为郎、离京入梁、琴挑文君等皆当为司马相如在困境下试图摆脱物质樊笼,寻求理想新人生的尝试与探索。     

司马相如“骚体制歌”考

《文心雕龙》在论及汉代乐府创制与生产的情况时,指出"朱马以骚体制歌",其中"朱"指朱买臣,"马"指司马相如。汉代文人有很多摹拟"骚体"的文学创作,司马相如在文学创作中对"骚体"有着较为熟练的掌握,骚体赋在他的赋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郊祀歌》十九章是汉乐府中的重要篇章,关于这些篇章作者的归属,目前尚存在诸多争议。本文通过考辨,推测其中的《朝陇首》和《天马》(其一)两首大致可以认定为司马相如创制。     

第二十四讲礼俗（十七）

“行辈”是中国特有的表示家族纵横关系的方式。行指排行，是一个人在家族中的长幼次序。表示行辈的方法主要是用字，即以字入名，通过用字区分辈分、排行。这些字因时代不同而各有特色，在先秦时期，最常见的行辈用字是：孟、伯、仲、叔、季，如伯禽、仲山、叔陶、季路等，排行长幼一目了然。之后的排行像长、次、幼、少、元等也很常见。长、元表示排行第一，如司马长卿（司马相如字）；次是次子，指排行第二，如祭彤字次孙；幼、稚，表示排行最末，如东吴孙坚的弟弟孙静字幼台，东晋葛洪字稚川；     

成都老街坊——华西坝的似水流年（上）（连载）

成都被公认为历史文化名城主要有两条文化线路，一条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脉络，这是由古代司马相如、花蕊夫人、薛涛、杜甫、诸葛亮，乃至于近代的巴金、李劼人等文化名人所沿革和演绎的文化源流，这是文化的主线。另一条线路则是由英国人陶维斯、启尔德，     

司马相如和汉武帝时代的西南开发

本文从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司马相如和他的作品《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指出司马相如除辞赋创作上的成就以外，还有在汉武帝时代开发西南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作出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