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

非理性因素作为主体认识结构中的一个恒常性要素，对主体的认识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情感、意志、需求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活动起着选择、调节控制和驱动的作用，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的发展起突破和创造的作用。把握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认识过程的内在机制。     

论福柯解构史学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在理论方法、概念术语和批评实践等方面都受到福柯有关话语实践性理论、考古学描述方法、系谱学的效果史研究和权力生产性观念的有力影响。本文就上述影响做了系统考察 ,并对它们共同的“文本主义”等思维盲区做了简要分析。     

回到现象本身,立足理性重构--张光芒近年启蒙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张光芒近年的启蒙研究非常引人注目。本文通过分析其启蒙研究的方法———剥离、整合,试图抓住其核心:回到中国启蒙主义本身。他的剥离是与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的剥离、与研究对象的历史混杂的剥离;他的整合是从纷繁的现象中凸显中国启蒙主义的总体性逻辑趋向的整合。因此他的启蒙研究既带有理性建构的旨趣,又带有拨乱反正的意味。     

刑法对结果无价值论的贯彻

大陆法系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之争是二战后在反省新旧两派学派之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了当时欧陆、日本社会人生观、世界观和国家观等价值观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国家观向着保护个人自由、利益、权利和建设法治国方向发展,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个人自由、权利意识普遍得到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刑法注重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重视法益保护机能,体现谦抑主义原则,朝着贯彻结果无价值方向发展。     

在自由与规范之间--对静女士的另一种解读

《幻灭》里静女士的意义不是传统观念上的政治理念的符号,而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女性叙事的两个极地之间的脆弱的中间地带。她三次精神幻灭的实质是她在女性自我与集体力量、在自由和规范之间痛苦挣扎后的绝望。她的悲剧结局表明作者在张扬"五四"以来的女性独立思想的同时,又对消解女性意识的新的男权价值观的认同,显示了作者头脑里的男权主义思想积淀。     

从限度论看规则道德建设的绝对重要性

2 0世纪对 2 1世纪的潜在性塑造 ,集中表现人的生存的实利主义化。实利主义泛滥是与”哲学的终结”相呼应的 :哲学孕育和滋养了实利主义的普世化 ,实利主义又反过来把哲学逼向了自我终结的边缘状态。人类哲学之最终倒向实利主义的怀抱并成为实利主义的牺牲品 ,在于哲学自身的无限度性。从终极意义讲 ,无限度论哲学思想促进了实利主义的反自然、反人类、反道德方向。要使人类重归道德生活的道路 ,必须在无限度论哲学终结之处重建限度论哲学思想 ,并以此为精神基础 ,创建起促进人类普遍地道德生活的规则道德。致力于规则道德建设道路的开辟 ,则是 2 1世纪人类普世性公正伦理全面探索的开始。     

试论纳税人的债权

随着我国的税法新发展，纳税人的权利亦需要重新认识。本文提出纳税人的债权概念进行探讨，以进一步完整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实现法治社会的完美的“税收法律主义”     

教育理论的人学透视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他们各自依其对人性的理解,演绎出两种截然迥异的教育理论-“内发说”与“外铄说”。在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上,行为主义主张,人只是环境和刺激的被动承受者,人的行为只是环境的特殊产物,具有很强的被规定性。认知主义认为,人是在与环境的“同化”与“顺应”的过程中,构建起自身的认知结构,促使人认知发展的。人本主义依其对人的独特理解,更加重视人的意识所具有的主动性和选择性。     

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之说的质疑

国内学术界习惯使用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说法是值得质疑的。应该把叔本华的美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及伦理学原则分开来考察,“悲观主义”一词只能用在他的形而上的观点上,而在美学观上,叔本华的“解脱论”根本是“乐观主义”的。叔本华并不主张自杀,他只对自杀作逻辑上推论,并非用在现实经验层面上。“悲观”和“乐观”是个不明确的述语,应该加以限制和说明,用“唯情主义”来指称叔本华的美学也许妥帖些。     

马克思主义道德建设的历史选择搭建多层次的道德规范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面临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困境”：一是遭遇“道德无序”或“道德缺位”的实利主义时代；二是在道德准则上呈现超高标准化的“圣贤道德”的特征，一下子难以进入实践层面。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