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自然：郭象君主观念的一个新诠释

有君与无君乃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论辩。郭象持有君的论点,且认为君主当无为。现代学者萧公权指出郭象这种观点存在矛盾,因为君主既然无为,那么政治的运行是否必然需要君主?本文认为,郭象的君主观念可以通过其自然哲学得到圆融的解释。郭象一方面认为君主须通过无为来使万物各自完足其自然之性;同时又强调君主的有为,即:君主自身需贤能、具备良好的鉴别力,识别人才,使社会更好地运行。关注到君主有为的层面,方能更全面地理解郭象的有君论。     

哲学家的私人生活与其哲学的解读

在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家之哲学的解读与其私人生活的考察之间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关联，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却又不易回答的问题。而且，正像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本质主义理解是不可能的一样，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解答。不过，借助两种哲学类型的区分以及哲学史研究过程的三阶段划分，我们能够相对具体而又深入地来分析和讨论这一问题。     

共生哲学若干命题探究

共生哲学是关于共生的哲学理论,旨在对共生现象进行哲学概括和把握,并从共生视角对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实践论、发展论等若干重要命题进行审视与阐释。共生哲学的本体是共生关系,关系是实在的,主体间性的本质是共生;共生价值论坚持价值的属性说与关系性的统一,坚持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倡导建立共生的价值观;共生方法论明确了方法的中介性质,提出了共生哲学的关系思维方法、整体论方法与有机论方法;共生实践论主张实践是人的"类"实践,是"现实生活"的实践,是"关系"中的实践,实践具有共生性;共生发展论坚持发展与环境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当代与后代的统一,主张共生共荣的发展。     

对实验哲学三个基本问题的质疑与辩护

实验哲学自兴起以来,科学哲学界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从未停止:质疑实验哲学方法的有效性,怀疑实验结论的可靠性,甚至否定实验哲学的学科独立性。针对这些质疑和责难,文章试图通过对实验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验哲学方法本身和实验哲学研究领域进行批判性分析,展开对实验哲学的辩护。     

琴诗与哲思：苏轼音乐存在的困惑与解答

在深受释、道影响的苏轼身上，诗歌、音乐与哲学都有丰富、深刻的体现。现存苏轼琴诗展示出对音乐存在方式的高度关注。苏轼在《琴诗》中质疑音乐的存在，由此提出“琴非雅声”说，并在针对陶渊明“无弦琴”所作的翻案诗中直面消失的音乐，对乐器、音乐机制与音乐的关系作出客观评价。面对稍纵即逝的音乐，苏轼提倡音乐中的审美人格，用诗歌记录、保存，使音乐在文化、审美的层面上得以传承。     

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的文化自觉

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的文化自觉是站在明确的生态整体主义立场的学科文化自觉。它以哲学为衔接点，把环境与广义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努力为环境哲学寻求新的增长点。而弱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作为观念侧翼，更细致地修复破碎染尘之人心。让人类有效地从社会走向自然，又从自然回归社会。审视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能否实现文化自觉？它必须立足以环境哲学的语境与方式思考文化自觉的可能与必然，并应用环境哲学的方法与逻辑阐释文化自觉的内涵与趋向。环境哲学所固有的自然之翼，是其学科存在的本质特征。但如若停滞于自然界的现象，而无文化元素的参与和交融，环境哲学的困顿将会在现象与抽象之间迷失。而文化元素的加入，又必须在自觉的前提下进行，它一方面是为融合确定边界，另一方面是为渗透找到根据。以对人类与自然界高度负责的精神，文化自觉与环境哲学都有着共同的使命：欣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西方真之理论的三次转向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关于真之理论的观点大概出现了三次转向: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初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本体论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真出现在形而上学、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等哲学理论中,真与判断理论相互联系,真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中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真谓词的使用和意义来展开.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对"何为真之本质?"这一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并且对"真"的讨论不再关注语言分析的方法,而是关注"真的"一词的日常表现,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当代,真之理论根据哲学研究主题的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当代真之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