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

我们支持商代晚期出现分封制度的观点。本文所考的 36个国家分别被封为侯、伯、亚、子等爵称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与商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或进贡或来朝 ,有的还与商族保持着婚姻关系 ,成为商王十分倚重的力量 ;这些封国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中北部、山西省中南部和商王畿的东南部 ;封国外侧多方国分布 ,其藩屏王室的目的显而易见 ;全文充分依据卜辞中丰富的历史地理材料 ,对 36个封国的地望及其分布逐一进行了考证     

商代都鄙邑落结构与商王的统治方式

通过对甲骨文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的考察,商代四土侯伯领地内与商王畿范围内的邑落均为三级都鄙结构,且前者显然是后者的缩影。它既包含有中央王朝对四土侯伯的影响,也受制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商王对于远距离的侯伯方国主要是间接性支配,而在王畿范围内则采用直接支配与间接支配相结合的方式。商代的这一统治特点,是由商代国家形态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     

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商代青铜兵器著录、考释和考古资料不断公布 ,通论性及综合性论著陆续发表 ,专题性研究丰富多彩 ,但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商代新闻传播范围初探

商代的新闻传播范围是伴随着族团迁徙、资源开发、生产交往、技术进步、文字交融、文化认同等而不断扩大的,它西到亚欧,东至海滨,南抵南亚,北达朝鲜,远及美洲,既以商代统治区和文化范围区为轴心放射传播,又有回流交融传播,呈双向态势,比我们设想的要宽广得多、复杂得多。商代新闻传播活动范围大于商代统治区并大于商文化范围。     

商代继统法新探

在商史领域,商王继统法一直局限在"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哪种为主的问题上。其实,"子继"和"弟及"都只是表面现象,而不是继统原则。父系氏族的血缘构成,决定了氏族家长后继者对前任者而言,不是子就是弟,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真正核心的问题应该是,凭什么来决定继承人的确立。在氏族社会中,继承人的确立原则只能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论血缘的亲疏远近,要么论能力德行的大小贤不肖。如果按血缘原则来探求继统法则,不论作何种假设,都无法合理地解释商王传位的事实。但如果假设商王继承人是由选举决定的,则所有的疑问都可以迎刃而解。令后世不可思议的王权罢免现象,也反映了商王继统法的选举制性质。商代继统法是原始公社选举制发展到周代嫡庶制的过渡阶段,前期承前,后期启后。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商代,选举制度必然伴随着王位的争夺,引发动乱。商王室的继统法不得不改造为王储制度,由此开启了周代嫡庶制的先河。     

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2007年4月8日晚上，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按照历史年代排列，这十个项目依次为：云南富源大河旧石器洞穴遗址、广东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山西柳林高红商代遗址、福建浦城管几村土墩墓、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安徽六安双墩墓地和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     

商汤都郑亳的环境因素与历史原因

郑州商城发现以来 ,经 5 0多年连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汤灭夏后定都郑 ,持异义者仍有之。但其许多论述忽略了商汤都郑的环境因素和历史原因 ,本文就此空白进行初步探讨后发现夏因洪水而立 ,因伊、洛竭而亡 ;商汤因伊、洛竭而兴 ,仲丁因“更立诸弟子 ,弟子或争相代立”而迁都 ,殷商因河竭而亡的历史循环     

大辛庄甲骨文的几个问题

2 0 0 3年 3月 ,由山东大学等单位主持发掘的济南历城大辛庄遗址出土了商代甲骨文 ,引起学术界乃至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4月 7日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东方考古研究中心邀请国内部分知名学者召开座谈会 ,对大辛庄甲骨文及有关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多数学者认为 ,大辛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殷墟之外发现的唯一的商代卜辞 ,它的出土 ,在甲骨学史上具有界标意义。鉴于此次发现意义十分重大 ,《文史哲》编辑部率先发表有关材料 ,并与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共同组织了“大辛庄甲骨文与商代考古”笔谈 ,以飨读者。     

商代居址环境保护研究

有商一代城址中大型手工业作坊遗址分布于城址外围边缘 ,少量的小规模手工作坊处于城址内部边缘。这种布局规律体现了一定的城市环境保护意识。商代诸居址中的水井构造 ,反映出商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保护。商人对各种废物的处理本身就是保护环境的措施。商人对建筑神、门神等自然神和风、雨等气象神的崇拜是商人环境保护意识萌芽的折射。总之 ,商人已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采取了某些措施来保护生存环境 ,并且形成了初步的环保意识。     

商代后期王权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商朝后期王权的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愈加直接和显著,王权的集中使商王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专制作用,如建立较完善的职官制度、组织大型的社会生产、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等,这使商朝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王权的进一步加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商代末期,当王权的加强超出社会发展允许的范围时,其暴虐与昏庸则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衰退使商王朝整体国家实力的降低,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