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性权利组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性质新探

股东优先购买权体现出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与资合性之间的冲突。中国对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规范存在缺陷,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套体系性的股东优先购买权理论。股东优先购买权本质上是系列性权利组合,而非单一的权利,具体包括资格维持请求权、告知请求权、强制缔约权和优先受领权。股东于其取得股东身份时取得优先购买权,并于此时得以行使。至于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则不宜做过多理论上的探讨,而应当交由立法者根据本国国情加以规定。     

论商号权

商号作为一种商业标志，代表着企业的形象和信誉，蕴含着重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号权就是商事主体所享有的以商号所体现的利益为内容的权利。近年来商号被侵权的问题不断发生，如何更好地保护商号和商号权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将分析商号权的定义、性质和内容，明确商号权在我国立法中的缺失，进而针对商号权保护缺陷提出完善措施。     

“网络理财”变线下敛财 成“非法集资”高危区

记者采访发现,大量民间理财公司以＂网络理财＂＂P2P理财＂为名,在线下广布网点,吸收公众理财资金,发放高息贷款,赚取可观利差。一些龙头公司员工上万,网点遍布全国,每年放贷金额达数百亿元。这些线下理财公司正通过一种名为＂债权转让＂的方式规避法律监管,金额庞大、操作极不透明,极易演变为＂非法集资＂,值得警惕。     

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经验证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打破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存在的体制障碍,加强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融合。那么,那些具有跨体制(即跨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种体制障碍)联结关系的国有企业高管,是否会有助于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呢?鉴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条重要改革途径,因此本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数据考察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高管没有跨体制联结关系的情况相比,当国有企业高管拥有跨体制联结关系时,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能性较大;当跨体制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形成,对于发生在管制性行业和不影响公司控制权变更的股权转让,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正向影响越强。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主要通过传递交易信息和环境信息、缓解意识形态障碍等机制影响国有股权向私营企业转让。这些发现意味着,搭建国有企业高管与私营企业高管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创造国有股权转让的公平交易环境,对助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论可转让信用证对第二受益人的风险

可转让信用证随着转口贸易及中间贸易的盛行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应用。由于第二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受到限制,使得其在使用可转让信用证时面临诸多风险。本文通过相关案例,分析了第二受益人与转让行及开证行之间的法律关系,指出第二受益人在实际业务可能遇到的风险并提出相应防范措施。     

著作人身权转让及其本土化构建研究——基于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讨论

传统著作权理论认为作品系作者人格之外化或延伸,著作人身权与作者人格无法分离,故其无从转让;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转让之规定亦尚付阙如。然社会实践尤其于信息以"裂变"速度传播的互联网络领域,转让著作人身权之现象不时发生,学界于此形成了禁止转让说、自由转让说和限制转让说三种不同理论主张以维护或解构传统著作权理论。但既有学说在解释著作人身权之可转让性问题上则语焉不详,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论,发表权和修改权具可转让性,而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则否;我国立法以此构建著作人身权转让制度具必要性和可行性。     

营业转让问题探讨

为了对我国营业转让的实践和立法有所帮助,文章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营业概念、营业转让的界定、营业转让中职工权益的保护以及营业转让平台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由于我国法律未对营业转让进行明确规定,以致营业转让活动中存在着许多不规范、不合法的因素,阻碍了营业转让的顺利实现.指出我国立法机关应该借鉴国外法律,尽快制定全面、明确的营业转让制度,来规范、引导日益频繁的营业转让活动.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金融创新背景下个体网络借贷犯罪行为的认定

个体网络借贷发展迅速,但监管缺失导致了该行业的畸形发展,刑事风险攀升。《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对个体网络借贷做出规定,意义重大。个体网络借贷中债权转让和平台担保两种模式游走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地带,在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出台前,对这两种平台经营模式,刑法应该保持谦抑,谨慎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