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编纂与明代史学的流变

明朝没有起居注制度,只能临时征集资料修纂实录.明实录编纂所用资料,主要向中央各部与地方征集.地方资料的采集前后有所变化.前期,朝廷直接选派办事进士下各省征集资料;隆庆以后,改由各地提学负责史料征集.地方征集史料一般要设立史料采集机构,严谨者会订立一些采集凡例.万历以后,由于建立了起居注与六科章奏制度,出现了邸报,实录编纂以朝廷积累的史料为主,对征集地方史料的依赖性有所下降.实录实际是帝王编年史,所以政府活动史色彩更为明显,人物的入传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忠孝节义"人物,翰林诸官在实录记栽中占了优势.实录记载视野的局限性,正是政府史与民间史、国家史与社会史视野不同之处.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宫内小范围流传.从嘉靖开始,明实录有所传抄,向外传播.晚明实录的向外传播,促进了当代史纂修的发展.     

从乾隆到☆☆——《文溯阁四库全书》全部影印之期盼

现存<四库全书>整体文本中,只有<文溯阁四库全书>尚未启动全部影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会造成:一、全面公正评价它和四库学研究的不便.它在四库整体文本中最劣的评价仅基于片面、局部的证据;它相对其他阁本的优与劣,对四库学研究都具有其他阁本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二、妥善保存的担忧.三、它的藏馆与其他阁本藏馆的尴尬.甘肃省图书馆难免它研究冷落的尴尬,而甘肃购齐他阁影印本,建成世间唯一四库整体文本齐全的研究中心,他阁本藏馆又难免尴尬.<文溯阁四库全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得到中华民族中热心传统文化的机构、人士(文题中以☆☆指代)的支持,我们期盼这种有效的支持早日出现,上述的不便、担心和尴尬早日转化为方便、放心与和谐顺畅.     

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问题

一、缺本的经验１９２５年，陈仲益在《现代评论》十七期上刊出《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之发见》（以下简称《发见》），全文如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有六千一百四十三函，计三万六千二百余册。庚子之役，紫禁城为日、美兵所占，尚能加以保存，未致损失。民国六年，清室检查原书，计失去子部一函，内贮《天经或问前集》四卷，三册，《天步真原》一卷，《天学会通》一卷，各一册；又失去经部《四书大全》十卷，子部《邓子》一卷，《公孙龙子》三卷，《鬼谷子》一卷，《关尹子》一卷，集部《李太白集补注》一段。后经照热河文津阁本（即现存方…     

史学本位与钱谦益对“说家”的批评及意义

基于史学本位视域，钱谦益以“说部”指称子部“小说类”,以“征信”为评判的首要依据，将“稗官说家”并举强调“说家”可资存“史”的价值。钱谦益有关“说家”的认识并非聚焦于子部小说的形态与本质，而是着眼于史学价值。这与其强调为“文”应关乎“世运”的认识相一致，亦是《绛云楼书目》对“小说类”进行作品归置的指导。陈景云对《绛云楼书目》的小说注解亦以“征信”价值为准绳，表明钱谦益的小说批评思想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与发扬。而《绛云楼书目》从史学视角的考察思路与《四库全书总目》从政教视角考察的思路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并不尽相同，以至于彼时关于“小说(家)”的评骘意见多有扞格之处，却也推动着时人关于“小说家类”批评的多元探索。     

《四库全书总目》的总集功用观

《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沿承《隋志》，重视总集的文学功用，但论述比《隋志》更为细致全面。一方面，《总目》更强调总集的学术功用，认为总集可保存文献，可为考证、校勘之资，为典故之薮，有存史之用；另一方面，《总目》也重视总集的现实功用，认为一些总集有益于现实、政治、风教，能够反映社会风习。《总目》最重总集的学术功用，较传统只强调总集的文学功用，其总集功用观有所拓展和转变，也更为系统、全面，是站在学术总结期的富有总结意义的认识。     

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考释——兼论其小说观中的“区分”意识

董康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亦是促成《续修四库全书》编纂的关键人物。其在日本访书时对戏曲小说进行穷尽似的搜罗，但却在《续修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又因其小说观念中的“区分意识”，遂提出了剔除章回小说的建议。这就有必要对其参与编写通俗小说类提要的历史真实进行考证。通过文献分析可知，目前学界判断董康参与编写通俗小说类提要的理据存在若干问题，再结合当时编书过程中的相关史实，可推断出董康所撰写的提要应该仅为明人文集49篇，并不包括小说类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珊瑚钩诗话》考辨

《珊瑚钩诗话》是宋代文人张表臣的代表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经对其诗话做过较为中肯的评述，且所论多为合 理，指出了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述之时也有所忽略，导致该评述在阐释《珊瑚钩诗话》 之时，存在些许遗漏之处，具体表现在所论诗话的卷次，作者姓名，所论杜甫诗、杜牧诗，以及与张表臣交游等方面，现将其一一 进行辨析，并加以补充和说明，以求能够提供些许张表臣个人生平及交游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