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凤丹父子的目录学成就

胡凤丹父子为清末著名刻书家和藏书家,他们穷一生精力刊刻的《金华丛书》、《金华丛书书目提要》、《续金华丛书》及《金华经籍志》,不仅对保存金华地方文献作出了不朽贡献,而且在目录体系建构方面也有独特建树。特别是胡氏父子为刊刻之书所作的题解,考证作者生平、叙述学术源流、辨别书的真伪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评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习近平“四库”生态理念的科学内涵及践行路径

森林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的“四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所作出的科学论断,形象说明了森林的涵水、积粮、聚财和汇碳功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创新发展。这一理念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关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隐含了人类发展道路的选择指向,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习近平“四库”生态理念要以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为导向,以强化管护和细化管理为重点,以科学经营和共享发展为关键,以金融服务和技术创新为支撑,从而推动构建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有机结合的现代化林业发展新格局。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田茂遇等五位江南地区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这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要解决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田茂遇、柴才、吴俊琪、张鸿基、范锴等江南地区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四库总目学"研究述略

把<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视为一门专学来研究,有助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而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以其两百多年的积累,是到自成体系的时候了.因此,本文对<四库全书总目>两百年来的研究做了一个综述,是放在专学的体系下,分四个阶段的综述.     

寻古觅籍 成绩卓著 任重道远——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谈少数民族古籍工作

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工作正式展开。1985年,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1996年,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确定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2006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正式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一项目将全面汇总近30年来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0年,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     

蒙元史研究中的历史语言学问题

学元史的最难处之一当是译名问题。钱大昕批评《元史》说:"明初史臣既无欧宋之才,而迫于时日,潦草塞责,兼以国语翻译,尤非南士所解,或一人而分两传,或两人而合一篇,前后倒置,黑白混淆,谬误相沿,更仆难数"(《元史本证序》)。潦草塞责,应归罪于朱元璋的程限督迫,对史臣不解译语而造成诸多弊病的指责似乎太苛刻,因为他们据以编纂的原料本身就是"音读歧异"、"译无定言,声多数变"(汪辉祖《元史本证·自序》);钱大昕讲到廉希宪又名忻都,廉恂又名米只儿海牙时说:"以予博考二十年始知之,盖元史之难读,视他史尤甚也"(《潜     

文献提要的嬗变及其编撰形式结构分析

不仅是对文献内容进行说明的一种方式,而且还是揭示文献、指导治学的有效措施之一。展示研读之线索、门径和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正确把握文化形势 确保《总目提要》编纂质量——以《甘肃藏族卷》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部分古籍因其具有文化传承功能而显得弥足珍贵，对发掘整理民族历史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历来是组成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快慢和受其作用的效果，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的全面性和提升的潜力。正确协调和处理民族文化与民族和谐发展之间的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读书敏求记》提要条辨

钱曾《读书敏求记》作为清代一部非常重要的私家目录,对后世影响甚大。《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多有批评,对《读书敏求记》名目、编次及考证三端指摘其未当之处甚备。《读书敏求记》著录不当之原因,多是因钱曾未详考其所著录之书本末而妄下己意所致,亦可以得出《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的评价大致准确。《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的批评,有助于更加客观地认识此书的文献价值。     

对"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吴伯宗"的反思

四库馆臣提出明一代台阁之体滥觞于吴伯宗的真实内涵,主要是指从风格特征上来看,明代的政治文学萌芽于吴伯宗.其着眼点在于吴伯宗首科状元的政治身份,以及该身份所代表的明代新朝文人.但在易代之际的视野下考察明初的科举制度,以及吴伯宗学术与文学来源可知,吴伯宗具新朝文人之名却不具新朝文人之实.四库馆臣夸大吴伯宗文学地位的原因,主要因为其构建明代文学史的方法性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对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反思表明,对明代台阁体的研究应当置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