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翻译研究的显性转向与隐性转向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新说迭出，翻译研究经历了巨大的学科转向。西方的翻译研究转向可以分为显性转向和隐性转向两个层次，前者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上，后者则体现为研究维度的变化，以及更深层的研究范式的理性基础的转换上。翻译研究的显性转向与隐性转向并不意味着彼此间的完全消灭或替代，而是主次共存，因此同时存在着三个维度的翻译研究。     

批判锋芒的弱化:从意识形态批判到语言的批判--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继承与变革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开展的多方面的批判中,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其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从法兰克福学派传统走出来的哈贝马斯,在其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表现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他的至深影响,又展示了他与老式批判理论的不同.此种不同表现在哈贝马斯完成了从意识形态批判向语言批判的转向,说明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疏离.就批判现实而言,哈贝马斯批判角度的转换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激进的批判立场,而导向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维度--语言的分析批判.     

西方批评：从读者中心论到文化的转向——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之一

20世纪末,西方文艺学发生了文化的转向。本文通过对西方世界这一转向的思维路向、理论流变、外部环境、内在动力的分析,揭示了这一转向的必然性、合理性,对分析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从语言到话语——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两度转向之学理逻辑探析

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经历了由外到内又由内到外的两度转向。从学理逻辑上来看:语言学转向是向内转的重要动力,话语理论则是诱发其向外转的强大磁场。前者使得人们注重内部研究,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后者使人们再次瞩目于外部研究,重申文学的他律性。两度转向后,文艺研究界开始注重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和谐。     

论中国公共政策理念的第二次价值转向

中国的公共政策正在经历第二次价值理念的转向。这种转向是从效率与公平在价值上的非平衡关系向更为平衡的关系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它不仅会对中国未来公共政策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会促使公共决策方式的转变。     

试论中国哲学的语用学转向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经历了面向语形学和语用学的两次转向。在中西方哲学碰撞、交融与汇通过程中 ,以胡适和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 ,则主要追随的是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向 ,使中国哲学的建构陷入了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困境 ;而在本文看来 ,当代中国哲学语言转向的主流 ,也将由语形学转向语用学面向 :即立于“生活世界”来重建中国哲学 ;从“语用学”的向度 ,来重新理解与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与名辩学思想 ;由西方的镜子式的语言回归到感通的语言 ;由单一的概念思维转向“名象交融的思维运作” ,从而建立起形式抽象与生活世界、人文价值与科学理性和谐统一的新哲学。     

基于主体间性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向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以教育者为主导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现实中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作为社会交往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主体间性理论为实现由传统单一式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转向提供了新的哲学范式和方法论原则。     

《金枝》与“人类学转向”

一般所讲的“人类学转向”是指在其它学科研究中人类学理论、视野及方法的荡透情况,以及人类学对这些学科知识观念的转型萨起的导向作用。叶舒宪先生指出,“关于‘人类学转I勺’的命题还有一种理解的方式,那就是关注人类学自身的转向问题：     

略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转向”

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中期,形而上学成了海德格尔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海德格尔之所以转向形而上学研究,既受到一战之中以及一战之后德国复兴形而上学思潮的影响,也是为了摆脱基础存在论所带来的哲学人类学定位,同时还为了更为集中与彻底地研究存在的问题。转向形而上学也反映了他在学术表达方式和人事方面的考量。30年代中后期,海德格尔有了新的形而上学转向———转而批判形而上学本身,这使得其思想历程彻底步入了后期阶段。     

人的尊严凸显的三个历史条件

针对当前理论界对人的尊严的探讨没有从元理论的角度阐明尊严问题是如何进入人类视野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哲学本体论的人学转向、人与制度伦理关系的异化及尊严在历史与社会中的表现形式三个方面给出答案。始自古希腊的哲学本体论的人学转向预示着人对自身的认识和思考,这是人的尊严凸显的历史前提;人类在自己创造的制度中异化为工具而不是目的,标志着人与制度伦理关系的异化,成为人的尊严凸显的根本原因;并最终通过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表现形式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