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情感交流与关系交融——论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

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从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有的年份甚至延续到正月末,持续时间非常长。年节之际,清宫廷举办诸如除夕、元日、元宵等节日饮食活动,举办频率高,涉及人员广,盛况空前。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年节饮食活动,依赖于包括皇室、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外藩王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而在各自的责任担当中,也强化了其作为王朝重要统治成员的身份认同,增强了宫廷凝聚力。在觥筹交错的氛围中,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渲染出浓厚的“缘人情而制,依人性而作”的情感色彩,其也成为团结蒙古各部,维护民族大一统的重要方式。     

青阳乡约与明代泉州的文化整合

乡约及其所代表的“化乡”实践是探讨传统中国文化大一统的重要内容。明嘉靖年间,庄用宾等泉州缙绅在继承蔡清开创的学术传统之外,从京师带回新观念,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改造社会,青阳乡约应运而生。庄用宾基于当地盈塘水利和“朝天拜会”八堡轮流值社的传统,创造出乡约的组织架构,并增加新的礼仪实践,塑造乡贤谱系,将王朝礼法和地方传统融为一体,给本地文化注入新的内涵。正是通过诸多与青阳乡约相似的实践,以泉州为代表的兼有海内外多元文化传统的滨海地域社会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中国文化大一统进程。这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有体有用：赵翼辽史学研究

清人赵翼关于《辽史》纂修的研究涉及其史源、纂修过程、纂修官、体例、内容的优缺点和史法。对于《辽史》的不足,赵翼能够较为客观地进行探讨,主张直笔和简洁的纂修思想。其对辽史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文治,尤为注重治乱兴衰。受统治者“大一统”思想影响,赵翼提出天下以“中国”为中心的统治秩序格局,树立起较为客观的民族观和疆域观。     

论儒家思想与"康乾盛世"的关系

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清前期,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呈现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局面。儒家思想在"康乾盛世"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孟子》中的“大一统”思想探析

孟子主张用王道政治统一和治理天下,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服人和施行仁政,即由内在的仁义出发,由内而外地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路径,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和天下大治的目的。推行王道政治还要善于教导民众,让民众懂得孝悌忠信等的道理,孟子强调指出用中原华夏文明教化和改造四邻少数民族,进而实现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上的"大一统",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大一统"主要是指"文一统"而非"武一统"。孟子还主张在"大一统"社会内部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又提出了融洽社会关系的"君民同乐"思想,用以调和因社会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孟子所设想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和美好图景,成为人们修正现实政治的理想坐标系。     

秦文化与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大一统”思想源于三皇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时期随着“中土”“中国”“天下”“海内”和华夏四夷等观念的流行而萌芽。春秋以来,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学说系统提出了以仁政王道和恢复周礼为特征的大一统国家观。后经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和吕不韦整合诸子学说的创新改造,形成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新“大一统”理论。战国晚期历代秦王特别是秦始皇将其创造性运用于政治实践,促进秦国迅速崛起和完成统一,进而创建了维护多民族中央集权的一整套“大一统”国家制度和运行体系,由此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运行模式和文化传统。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兼容开放和与时俱进的秦文化及其特有的心怀天下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文化观、富国强兵的发展观和奋发有为的事业观,正是“大一统”思想付诸实施和成功的主导力量。     

从“天下”到国家：清代的边界与边疆治理

在“天下”体系中,中央对边疆一直延续着一种忧患意识,这一意识无形中建构了中央与边疆的“区隔”。伴随着清代天下观的转变,这种区隔转变为一种融合。边疆在空间划分上呈现出从界线模糊到边界清晰的特征,在治理上呈现出从拱卫中央、维护统治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目标的转移,清代从而完成从“天下”到近代“国家”的转变,其边疆治理呈现出陆海兼顾的企图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倾向。在清代面临边疆危机的同时,中国边疆的近代化历程也由此展开,这一历程始终伴随着根植其中的“大一统”理念,并作为中华民族的黏合剂发挥重要作用。     

书坊

《新疆1912》 作者以史学的视角系统研究了辛亥革命前后新疆经历的政治社会变化，填补了国内民国史研究在新疆地方史方面的空白。从这本书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辛亥革命后30年间．新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大一统色彩国家中的位置。     

封建礼教与侠文化

本文试图从另一角度剖析中国古代的武林世界。认为中国的武侠并不同人们想象的那样行侠仗义,抉危解难,相反,江湖与社会并无质的不同,武林法则与封建社会规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江湖小社会,社会大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