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事颠覆男权:论《琐事》中的女权主义意识

美国著名剧作家苏珊·格莱斯佩尔的独幕剧<琐事>展示了男人和女人在舞台空间上的隔阂,本文从女权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解构两性语言行为的根本差异、两性对话语权的操控差异以及两性之间自由与压迫的对立这几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暴露出男性信息交流方式的局限性和女性感情交流的优点,剧中的两位女性正是通过关注男人们所不齿的"琐事"与女主角无声的言说颠覆了男性的权威.     

妇女劳动的理论建构

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何在？这是近20、30年来性别社会学和女权主义理论一直寻求答案的问题。分析的视角很多，有从文化的角度，也有从政治权力的角度，但更多的是分析是来自经济和劳动的角度，本文主要展示近30年来西方社会学对妇女劳动和性别不平等的研究。     

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关怀——以赛珍珠、杜拉斯为例

在当今文化研究视野中，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都属于反对文化霸权、维护弱势与边缘群体的少数话语。前者从单一的民族文化来反对霸权，后者从单一的性别视角来界定霸权，二者各有侧重，各有局限。赛珍珠、杜拉斯作为具有东西双重文化身份的西方女性作家，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在其作品中实现了有效的联合，她们的努力无疑也是反对双重话语霸权的积极探索。     

从女权主义的视角解读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从女权主义的视角来解读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希望通过对其作品中女主人公简.爱人物性格特征的分析,结合夏洛蒂.勃朗特的个人经历来揭示其体现的女权主义行为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女权主义对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批判与拆解

20世纪的西方女权运动和随之出现的女权文学批评彻底地颠覆了西方作家笔下传统的女性形象.传统女性形象大多以男性中心主义为模式,根据男权社会的需要塑造而成的,这是对女性的一种歪曲.本文试图从女权主义批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的历史与传统,纠正男权传统对之的错误理解和扭曲,"把根植于我们心中的男性意识祛除掉",寻觅女性文学自己的传统,重铸女性的文学历史.     

浅论霍桑小说《红字》主题的模糊性

霍桑代表作《红字》的主题一直是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道德学派提出《红字》的主题是人类之罪,反映了作者清教徒式的罪恶观,但霍桑对待男女主人公模棱两可的态度却又使人对此产生怀疑.女权主义研究则强调《红字》女主角身上体现的女权主义,而小说蕴涵的女权色彩却又被霍桑字里行间的嘲讽所冲淡.政治学派认为《红字》包含革命主题,而小说中对复辟和恢复秩序的偏好倾向却又反映了作者对社会革命保守、怀疑的态度.新文化论者认为,这是一个关于从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的神话式文化寓言,然而,在小说中却找不到由一条主线贯穿的、统一的文化"神话".这一切源于霍桑的模糊风格使小说具有多重的复杂意义.     

试论《爱玛》中的两条线索

爱玛的道德观和女权主义思想的不同走向使小说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前者使小说显得合情合理，完善自然；后者却使小说前后不协调，留下缺憾     

《紫颜色》中的妇女主义理想解读

在《紫颜色》中艾丽斯·沃克描述了一位无依无靠的黑人女孩西丽亚在种族歧视尤其是性别歧视中的艰难成长历程。通过分析沃克塑造的男性形象及家庭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黑人女性寻求自身解放，争取平等权利的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影响。通过分析他们的形象，我们可以解读沃克的妇女主义理想，并且探寻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     

论生育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生育行为是自然的生理行为，但人类的生育行为是有意识的生育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人类的生育活动历经了自然生育阶段、生育义务阶段和生育权利阶段的进化。生育权是19世纪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基本人权之一，所以说，生育权是人格权，并非身份权。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由此引发男性是否具有生育权、独身者是否享有生育权、死囚犯是否享有生育权以及死后是否仍有可能享有生育权等一系列有关民法对生育权的保护问题，我国对生育权立法时，应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从《儿子与情人》看当时妇女地位

为了揭示<儿子与情人>这部小说中所反映的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运用作品解读和文献学比较研究的方法,结论认为:小说中莫瑞尔太太,米莉亚姆和克拉拉这三个主要女性身上体现出在当时英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这一过渡时期.妇女们在经济、政治、受教育和爱情婚姻方面已取得部分的平等权利,又未能得到完全的平等权利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