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另无情缘——与田同旭先生商榷

田同旭先生撰《薛宝钗另有情缘》一文 ,认为薛宝钗婚姻之最后归宿 ,在贾宝玉出家以后 ,再适贾雨村。[1] 今据《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中词曲、册图的谶语式暗示 ,以及看到八十回后原稿结局的脂砚斋批语的分析 ,薛宝钗另适贾雨村之说不能成立     

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 ,除了在义理上大力宣传以外 ,还更多地利用佛教典籍中大量的故事、寓言、譬喻、史诗等通俗易懂的形式 ,使佛教进一步走入广大的百姓中间。佛教的这些生动形式不仅为六朝正在兴起的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题材、语词等 ,尤为重要的是 ,它们还在人生观、道德观、时空观、小说的情节、叙事方式以及奇特的想象等方面 ,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抛开其宗教内容的话 ,可以说 ,佛教中的这些形式 ,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礼赠。     

后现代的疯子叙事——试论《女勇士》中的疯女人意象

从后现代文化分析的角度,对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女勇士》中未曾引人注意的疯子叙事进行分析,认为该叙事通过对疯女人癫狂的描写,使癫狂世界与正常世界形成互文效果,从而揭示“疯子”既是父权制和种族主义压迫华裔美国女性的工具,又是华裔美国妇女追求话语权、颠覆压迫的手段。此外,“疯子”还是作者建构华裔美国女性文化身份的策略。     

试论六朝的婚恋小说

以往,研究者习惯称六朝为个性解放的时代,并以此为前提来观照此期的婚恋小说,而忽视了礼法观念与婚姻制度等诸多社会思想文化的作用,有失偏颇。六朝的婚恋小说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综合起来研究才能合理解释它的产生及其诸多特点的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三种深层结构

高小康在《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深层结构：一是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历史与道德的统一这种深层结构对于官史来讲具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它肯定了已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因而也就在劝喻统治者重道德、重民意的同时保证了每一个朝代的统治都是天命所归，具有道德的必然。对于小说叙述来说则可能更多地是在满足一种道德需要。这种需要最终被抽象为善恶因果循环报应的叙述逻辑和在戏剧叙事中常见的“大团圆”式结局。二是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的叙事意图是由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派生的精神生产活动，而情感化的叙事则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表现。用情感逻辑来叙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显现出来的是历史的不合理性。这意味着叙事有了与正史不同的意义。这类叙事通过强化表现历史的不合理性，而获得情感表现的强度。     

男权文化语境中的隐秘心曲——唐传奇的文士情爱心理透视

唐代情爱传奇是唐代文士根据他们的情爱体验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在这些传奇中男性操纵着话语权利,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男权主义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来叙事,故这些情爱传奇中深刻体现了男权语境中的文士的隐秘心曲.一方面,它折射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士在本能欲求驱动下的色欲心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文士对人的灵性和至情的强烈追求.     

叙事的解构

加拿大作家鲁迪·威伯在《发现陌生人》中运用了复杂的叙事结构 ,用多重叙事者和多角度展现不同的生活经历、心理过程和意识活动 ,以及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小说多画面、多视点的叙事手法表现了作者对传统历史、文化和现实的挑战 ;威伯站在多重叙述者的角度 ,意在对历史 ,对特定的民族和文化进行解构。     

诗意的批判--论萧红小说的反讽叙事

反讽叙事在萧红的小说中是进行国民性批判的主要叙事策略,这种对反讽的自觉运用使作者以一种更具审美性的方式含蓄而诗意地表现国民性批判的意图,同时也是萧红小说语言诗化特点形成的原因之一。反讽机制的运用使萧红的小说叙事实现了对现实世界和人性世界的深层揭示和哲学反思。     

论张欣写作的意义

本文论述张欣写作的独立品格及其特殊意义,突出都市和女性两个类型主题,并指出:作者在文本的建构和大众化叙事等方面,都作了极有意义的探索。     

试论刘庆邦小说的叙事特征

刘庆邦是近年来小说界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回归传统和生活本原意义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小说的叙事风格值得关注。本文试从政治观、爱情观、心理、细节四个方面阐述作家带给阅读者的诗意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