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的共情传播及其引发机制

共情传播与国家形象关系密切,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凝聚民心,激发民众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同时,共情传播也为破解国家形象存在的困境与障碍提供了情感支撑.但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共情极化、共情超限、"反共情"都会影响国家形象的传播与构建.社交媒体发展,为破解两者矛盾带来渠道和技术支持.通过共情融入国家形象传播平台建设、精准共情营造有利于国家形象的舆论环境、共情议题提升国家形象议程设置能力三个途径提升国家形象与共情传播的有机结合,塑造文明大国形象.     

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策略初探——以“潼南经验”为考察中心

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与基层联系最为紧密的主流媒体,是我国媒体融合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潼南融媒体中心是重庆市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典型代表,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企业经营制度、人员管理体系等多个方面实施了有较强针对性的管理模式,使融媒体中心内部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潼南融媒体中心积极优化多元媒体矩阵,赋能新业态,更好地链接群众、服务群众。在全媒体传播格局中和我国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潼南融媒体中心积极探索创新、融合发展,在机构、内容、渠道、管理、平台等多个方面积累了诸多可贵的"潼南经验",对我国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态度资源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错综复杂。作者自建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语料库,并基于Fairclough三维分析框架,用James Martin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梳理语料库文本,分析其中态度词汇的评价意义分布特征,研判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态度趋势。研究发现: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态度褒贬不一,其中消极评价话语偏多。这种他塑的中国形象建构与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利益关注,以及新闻传播者的价值观念、话语角色认知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官媒及自媒体有必要提升对外传播效能,关注新闻受众的阅读态度,从而有效展示中国的积极形象。     

未来社会发展大趋势

网络经济全面登台 二十一世纪初期国际网络的发明与广泛运用，将改变人类对整产品、服务产销通路的观念，进而使管理与专业工作的内涵发生重大改变。     

危机管理

<正> 如今,一家又一家的企业陷入危机,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每一次危机既包含导致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拯救、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成功的机会,便是危机管理的精髓;而习惯于错误地估计形势,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管理的典型特征。     

反思非典前期的媒体作为

实事求是地说，“非典”前期的媒体作为令人失望，媒体的“失语”是造成局面被动的原因之一。这固然有媒体自身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媒体之外。     

海外媒体高度评价构建和谐社会新目标

10月8日至11日，在北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受到海外媒体高度赞誉。法新社：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使和谐回到中国 在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以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承诺，将采取措施使和谐回到这个国家。长达4天的中国共产党年度中央全会是中国全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会议闭幕之际，通过了总书记胡锦涛提交的公报，该公报更加有力地强调了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官方新华社在宣布会议成果时说，虽然核心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这是中共首次把社会问题同经济问题并列起来。中共在公报中还承诺，要在未来15年内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民主法制和人权保障、提高人民道德水准、保障社会秩序、保护环境。     

3招做好媒体公关

正确引导媒体舆论与出色运营企业一样重要在一个资讯发达的现代商业社会中, 没有什么东西比坏消息与危机的传播与扩展更加迅速了。2005年是跨国企业中国危机年。广本、亨氏、宝洁、卡夫、日产、强生、联合利华、雀巢、光明相继发生了危机事件——如此多家名声显赫、有着强大品牌影响力的大企业在短时间内陷入一场又一场的危机事件之中,这     

沈文荣：向上的农民力量

沈文荣这个震撼了欧洲大陆和钢铁世界的人,一直是西方媒体的主角, 因为他是中国力量的缩影投机者和戏子能够成为短暂的“名人”．却因无力推动社会前进,而没有经久的影响力。做企业是力行者的事业。一种伟力,在那些敢想、敢为、负重、淡泊而坚定的企业家身上聚集,推动社会前进,产生巨大的激励。沈文荣就是这样一个聚集着伟力并产生巨大激励的人。没有什么特权与政策优惠可以倚仗,他硬是把一个靠45万元集资建设的镇办作坊发展壮     

建构华为：美国精英报纸媒体对华为报道的框架分析（2005—2015）

本文以《华尔街日报》2005至2015年间对华为的有效报道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报道主题、报道视角、报道中的正负面内容三个方面,对《华尔街日报》就华为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旨在探究在全球化和中国跨国企业迅速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美国精英报纸媒体如何表征华为。通过对167篇有效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华尔街日报》在报道华为时构建了特定的经济结果框架、事实框架、冲突框架和道德框架。由于媒介受众倾向于从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流”（media flow）中提取意义的碎片去建构个人的就某议题的理解,那么《华尔街日报》对华为的框架建构也将对受众产生影响,成为其对华为理解的意义建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