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误笔与历史书写:司马光配享帝王太庙探微

功臣配享帝王太庙是古代朝廷对朝中有功于社稷之臣的最高褒奖,配享功臣的选择也揭橥了当时朝中的政治走向.元祐年间,宋廷择富弼舍王安石、绍圣元年 (1094) 以王安石配享、绍圣三年(1096) 罢富弼配享神宗太庙,均与朝中政局走向密切相关.北宋亡国后,徽宗九子赵构建立南宋.为收揽人心,塑造南宋政权的合法性,并为父兄开脱亡国罪责,王安石及新法成为北宋亡国的替罪羔羊,紧随而来的是王安石被罢配享神宗太庙,恢复以富弼配享的故例.但是《宋史·高宗纪》却记载为罢王安石配享,代之以司马光配享,这显然属于史官误笔所致.然而,此处误笔并非偶然,应与南宋初期崇元祐抑熙丰的政治倾向密切相关,同时这种史源性错误对后世历史书写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宋史·瞎征传》笺证

瞎征为阿里骨之子,系北宋时期河湟吐蕃政权的第四任赞普.瞎征继位之时,唃厮哆政权内部面临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内讧和反叛,外部则遭受到北宋政府发动的新一轮的进攻,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之下,瞎征继位三年就不得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瞎征执政最终使唃厮啰政权彻底地走向衰落.     

《宋史·赵思忠传》笺证

<宋史·赵思忠传>是<宋史>著者为唃厮啰长孙木征所写的一篇传记,写得十分简约,全文仅有四百零八个字,并不足以完整展现木征的一生.本文以此为纲领,采用笺证的体裁,并参照其他史书和文献中的材料,对这篇传记或增补其阙,或考证其事,或正其讹误,力求更加完整地展现木征的生平.     

蔡絛及其著述考论

蔡絛系北宋奸相蔡京之子,宋人朱胜非及《宋史.蔡京传》共指为恶,因负千载骂名。本文意在论证朱胜非及《宋史.蔡京传》"肆为奸利"之评不可信。蔡絛之为人不过纨绔任性,并非奸恶。蔡絛喜著述,乃宋代笔记作家中的大家。《铁围山丛谈》为世所共悉,然其所著《西清诗话》、《北征纪实》、《国史补》、《国史后补》等则未受世人注目,实价值亦颇大,本文特为表出之。     

汤显祖的史学观与史学实践

汤显祖使用现在史的思考方式观照历史,他立足现在,用现在的眼光审视历史、评判是非,并引史为鉴,以古明今。他评论历史,特别着眼于历史发展的趋势。他评价历史人物有其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他充分肯定王安石的变法。汤显祖用乡里文献资料进行宋史研究,他的治《宋史》观影响了黄宗羲。     

初探邵晋涵编修<宋史>的宗旨

文章回溯了邵晋涵编修《宋史》的经过,从清前期的文化氛围和民族政策、浙东学术精神和邵晋涵本人的人格追求等方面探讨其编修《宋史》的宗旨,认为其宗旨在于宏扬民族气节。     

明代后期宋史研究的成就与特点

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凸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邵晋涵与宋史研究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邵晋涵对宋史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却鲜为人知。他致力于重撰《宋史》,考证了大量宋史研究史料,清理宋史著作,为重撰《宋史》做了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邵晋涵主张修史要有明确的史学宗旨,应褒扬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主张南北宋资料、著述比例要力求协调,应加强南宋史研究。其史学理论和实践探索对今天的宋史研究依然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