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中的“小世界”——论“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与文学想象

“三言二拍”关注宋朝的“大历史”,如熙宁变法、靖康之变等大事件和宋高宗、王安石、贾似道等大人物;但小说家叙述的重点却非“大历史”的波澜壮阔,而是“大历史”中的“小世界”,以此展现历史剧变下人物的艰难处境和人生体验,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和适意生活,“小世界”未必契合正史叙述,却不违历史逻辑,并在“情理”维度丰富了“大历史”。“三言二拍”借“小世界”展开的宋史书写既有对市民趣味的迎合,也有文人趣味的表达,折射出明人对宋史的多元认知和历史观,尤其小说家对“靖康之变”的诸多关注,折射着明人的危机认识与社会焦虑以及对宋代的文化认同。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唐庚

唐庚(1071—1121),字子西,宋眉州丹陵(今四川省丹陵县)人。《宋史》第四百四十三卷文苑有传。十四岁时,已能诗文,所作《明妃曲》、《题醉仙崖》,深为老师匠手赏识。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举进士,任州县官。哲宗元符二年(1099),因贡举事系狱临邛(今四川省邛崃县)。至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始入朝为宗学博士。其时,新党人物宰相张商英荐其才,除提举京畿常平。后张商英罢相,唐庚为赋《内前行》,     

私家传记与《宋史》列传关系考辨——以行状为中心

宋代私家撰写的碑志行状,是国史馆修撰臣僚传记的重要史料来源。元代修撰《宋史》列传大致保存了宋代国史和实录的原貌,可以推知其主要内容也是来源于私家所撰的碑志行状。但是,由于两者性质和立场不同,《宋史》列传和行状在叙事语境、史料取材和人物评论等方面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在叙事语境上,前者侧重整体,突出国家兼顾个人;后者侧重个体,突出个人兼顾家族。在史料取材上,前者求真求实,后者兼采虚诞之谈。在人物评论上,前者褒贬分明,后者有褒无贬。总之,《宋史》列传与私家传记在史料价值上各有短长,不应盲目抬高官方正史,也不应刻意贬低私家传记,两者参考互证,才能获得更加客观的、全面的认识。     

《宋史·礼志》史源述评

《宋史·礼志》的史源,前人虽多有论说,然均存在程度不一的不足。在《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官私记载与《宋史·礼志》比对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宋史·礼志》的史源,很可能是《国史》、宋代官修《会要》《文献通考》等史料价值极高的官私著述。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对《〈宋史·高宗纪〉补正》一文的正补

本文对舒仁辉先生的《〈宋史·高宗纪〉补正》一文中的部分条目提出了一些补充和商榷性意见,文末并就《宋史·本纪》的系时、记事特点略谈了自己的粗浅想法。     

清人宋史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清人对《宋史》文本的研究和撰述,是清代史学发展中的显著现象,这一学术状况引起了近代以来学者的关注。而学界研究仅起到了勾勒线索的作用,未能对清人宋史学进行理论总结,更缺乏与清代学术文化关系的全面把握。故以清人宋史学为专题开展研究,首先可以梳理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其次可以探讨其中的文献价值与史学成就;最后有助于洞察清代史学与学术、社会政治、文学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