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道的诗与诗论

宋诗继承发展唐诗，其过程大体分成五个阶段。陈师道与黄庭坚乃是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换的轴心人物。陈诗是直接学杜诗而形成了他自家的诗风。他重视文学的精通更甚于政治的精通。他的诗沉浸在悲哀中，有一半为赠答、次韵、赠别之作。与杜相比，陈的忧患始终是个人的、内向的。其诗论与时有别，反对过于重视内容之诗，反对以议论为诗。而特别拘泥于练字造句和穿凿典故。由反省苏轼发生，而未见超越其上的新发现。     

“张王乐府”与宋诗

本文从宋人诗论对“张王乐府”的推尊,对其艺术特征的总结和归纳,“张王乐府”的题材特点对宋人开拓诗歌题材内容的启发,以及“张王乐府”的体制形式和艺术风尚对“宋调”中一种范式的巨大影响等诸方面,探讨了“张王乐府”与宋诗之间密切的承传关系,初步说明“张王乐府”何以会对宋人诗论和诗歌创作产生如此影响的原因     

论明中叶吴中诗画的融通——形象载体的人文性

明代中叶,诗画关系处于新变、发展的阶段.吴中诗歌异于同时的"七子"诗歌,世俗化、性情化得到发展,近于宋诗的人文性特征也日益显著.吴中绘画在生活化的同时,人文性也日见强化.人文性--学养、文化性质,是吴中诗画融通的重要方面,不宜忽视的重要特征.人文形象大量进入诗画,是其表现之一.诗画作者的博学多识、文艺人文性的取向,以及非感性的创作动因等,是吴中诗画形象载体等人文性形成的必要因素.     

一种对话体批评:关于诗歌的阐释与接受、观念的认同与传播、宋调的形成与发展——以北宋文人集会为中心

北宋文人聚会时对诗歌进行的批评鉴赏是一种对话体文艺批评,它已经注意到读者阐释和接受对于作品的重要性.集会诗歌批评较多涉及以下范畴:(1)本朝文学发展局面.(2)批评、总结前朝诗歌.(3)将去俗崇雅作为一个普遍的诗美原则加以提倡和阐释.四、北宋中后期,批评重心转向具体的作诗技巧.北宋文人群体间的批评对话显示他们对诗歌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和细致,并且始终伴随着对建立宋诗典型的思考.     

《谈艺录》论宋诗

对理学家诗 ,总体评价不高。但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 ,不是一棍子打死。“句中眼”应为“警策”处 ,而非“警句”。舍去篇章不顾 ,就不能称为“句中眼”。“句中眼”也不一定就在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上。“句中眼”不必句句有眼 ,也不一定为声音之“响”字。     

中国古典诗歌的困窘——从晚清宋诗运动探寻古典诗歌复古与开新的矛盾

晚清宋诗运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复兴是尽了全力的 ,它继承了许多优秀的传统 ,提出了众多有益的主张。其中何绍基的“真我自立”(简言之“有我”)无疑是其中影响较大的诗论。本文从这一主张出发 ,试论中国古典诗歌复古与开新的矛盾。     

精金美玉,非以口舌能定贵贱--论元遗山对宋诗的态度

元遗山对宋诗的态度,一方面是不得不承认接受"沾丐"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却是极严厉、极无情的批评,乃至不负责任的贬斥;但在贬宋诗的同时,对一些个别诗人、诗作、风格、手法等,也给予积极的评价.     

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然二派诗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宋代诗论对李白不公正评价的时代原因

唐代与杜甫处于并尊地位的李白,在宋代受到较多的贬抑与冷落。但有宋一代并非自始至终只有一种声音,宋人对李白及其诗歌的评价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李白在宋代的地位有一个升降起伏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反映了不同阶段的宋代诗坛对唐诗的接受角度和接受程度,与宋诗创作的发展和宋代诗学的演进轨迹呈现出相一致的走向。     

一个思想方法上的怪圈——明人何以贬宋诗?

明人贬宋诗 ,在思想方法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表现在 :将宋人的爱讲诗法与宋人的诗创作割裂开来 ;将宋诗的突破声律与不讲声律混淆起来 ;将宋诗的“文”与“质”对立起来。这种认识上的偏激 ,在具体对待唐宋诗的问题上 ,以唐诗作为取舍宋诗唯一标准 ,合则取 ,不合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