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感”说与中古诗学的突破

"理感"是以理感物,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方式之一。萌芽于玄言诗时代的"理感"说,与"以情感物"并列,是中国诗歌构思模式之一,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线索。"理感"说经过了南北朝至盛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积淀,至中唐逐渐成为诗文的审美追求,并在宋代得以成型,是唐音向宋调转化的根本动因,也是中国诗学内在的理论突破。     

论理学与宋代诗学中的情理关系

宋人的诗学观念, 既云“以理为主”, 又曰 “诗者, 人之性情也”,站在不同立足点时而强调不同侧重点的现象极为普遍, 从而使这两重层面统一到诗学观中形成明显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现象的产生, 正与理学本身内涵的复杂性密切相关。     

论江湖诗派对宋调的变异

江湖诗派是南宋中后期的重要诗歌流派,其诗风诗论鲜明体现出宋调的变异性。这种变异主要针对宋调的典型——以黄庭坚"山谷体"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变异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整体风格上,变气韵力胜为风韵涵泳;思致和笔力上,变瘦硬劲健为纤介婉泽;创作笔法上,变朴淡洗剥为甜熟工致;对"俗"的态度上,变避俗去俗为雅俗两极;章法和声律上,变廉悍拗折为意连句圆。历代诗评诗论几乎都对这种变异持贬抑态度,然而,从文化迭变层面和文体递变规律考察,江湖诗派无疑具有不可抹杀的价值和意义。     

论《西昆酬唱集》在“唐音”向“宋调”转化中的作用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在唐诗向宋诗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题材内容看,《西昆酬唱集》中的感事述怀诗、咏物诗和言情诗等比唐诗更广泛深刻地描写日常生活,使诗歌更趋通俗化;从艺术功能看,《西昆酬唱集》开启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点;从传承和影响看,《西昆酬唱集》既充分学习和吸收了几位唐诗大家的创作成就,又发展和影响了一批宋诗大家的创作倾向,在“唐音”向“宋调”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理学的孕生过程看“宋调”的确立

理学正式确立于北宋中叶 ,但发轫于唐代中期的新儒学运动乃至北宋前期的崇儒思潮可以视为理学的思想先驱。从韩愈、李翱、胡瑗、孙复、石介到范仲淹特别是欧阳修 ,都对理学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诗歌领域 ,欧阳修更是通过学韩进而对“宋调”加以全面的奠建。因此 ,理清了自韩愈至欧阳修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也就展示出了理学的渊源所自以及宋诗独特风貌形成的思想根源乃至两者之间微妙的同步进程。     

论曾巩前期诗歌创作——兼论宋调开创之艰难

本文分析了曾巩前期诗歌的整体风貌和形成原因,同时论述了他对韩愈和李白的学习模仿,在此过程中,曾巩为宋调的开创做出了艰难的努力,他和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一起为宋诗高潮即苏黄时期的到来做了准备,也为宋调的真正成熟做了铺垫。     

从颜回饮、渊明酒与扬雄茶管窥"宋调的生成"

颜回、 陶潜与扬雄是贫者、 隐者与学者形象的代表,相较于唐人对三者及其所饮水、 酒、茶的描写,宋人以"杯中无酒"关注并纾解着陶潜、 扬雄的寒素特质,又用"以茶代酒"提取与塑造了杨雄的学人身份.其中,黄庭坚首次以"有茶"调和扬雄"无酒"的困顿,促成了诗歌史上贫者、 隐者、 学人之复合形象的生成.同时,黄庭坚茶诗注重在茶事活动等过程性体验中灌注日常闲趣与人格精神,既有以禅入诗、 用典生新的意蕴,又多庄谐并出、 以俗为雅的笔法,彰显出追求知识、 纾解窘境的特质,乃宋调形成之关键.     

理学诗派与晚宋诗坛

南渡后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学,日趋走向世俗化,对宋人的思想世界与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晚宋理学诗派坚持风雅正统观,在文道关系上普遍持道先诗后、道本文末的观念,强调诗歌创作应本诸六经、四书等儒家传统经典。对"中庸"之道的追求使理学诗派更倾向于温柔敦厚、自然平淡的诗风。理学诗人还提出诗歌须有为而作,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在理学风行的背景下,江湖诗派和遗民诗人的创作都深深打上了理学诗观的烙印。理学诗派在推动宋调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宋调的终结。     

试论韩愈在唐音至宋调转变中的承启作用

韩愈在文学史上不仅为中唐名家,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他本人为元和文坛的领袖之一,在创作实践中其诗文内容、功能、风格、技巧诸方面多有新变和开拓:诗歌的应用领域空前的深广;诗文风格趋向世俗、深微;援文入诗、诗文互补。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在唐音变化中的关键作用;而韩愈诗文在宋代的广泛流播、以及韩愈在宋人中所引起的巨大影响和争议,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他在唐音向宋调转变过程中的承启作用。      

论欧梅诗派的诗歌风貌

欧梅诗派是北宋仁宗天圣至神宗熙宁年间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为主要成员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在长期的诗文唱和中他们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诗歌风貌:创作题材上取材广而命意新、创作风格上追求宋调风味、创作技巧上追求"状难写之景"和"意新语工"、创作方法上转益多师和博采众长.这些共同的创作特点开创了宋诗的主体风格,奠定了他们的诗歌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