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角下宗教旅游发展的困境与反思

现代性带来了经济利益的至上性和人们行为的功利性，也导致精神家园的荒芜。以旅游寻求精神超越，实现精神解放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旅游本身也进入了现代性的控制下，造成旅游以经济为主要指标，成为地方与企业寻求财富的工具，政府为了塑造形象，开发商为了聚敛财富，导致本应为人们带来知识，带来轻松的旅游出现了许多乱象，因...     

近代边疆问题中的“国际因素”:以民国时期的新疆为中心的考察——兼评《民国时期的英国与中国新疆》

近代边疆危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在中国蔓延,这既是中国内部窳败、政治失序所致,也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秩序演变所致。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化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因果关系,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全面入侵中国的重要表现,也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结果。列强这一"他者"的侵略,一方面使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一方面也刺激了国人的民族觉醒,国人的主权意识不断增强。地缘政治是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博弈时考量的重要因素,民族与宗教问题则成为列强利用其以干预中国边疆问题时的重要方式。对这些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复杂面相,应有深层次的梳理、分析与诠释。     

有民主无法治,难言苏醒

穆巴拉克,这位执政30年的埃及前总统,已经被宣布"靠技术支持存活",无论他能否撑过此劫,埃及都毫无疑问地要向前走了。穆尔西,依靠51%的投票率中51%的得票率,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真正意义的民选总统。他同时拥有美国的博士学位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背景。     

著名宗教社会学家——李向平

李向平，湖南邵东人，1958年11月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研究员、     

论佛教之“罪”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化及其限度

"罪"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刑法史的主题之一。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颇有差异,佛教之"罪"与中国古代法律也有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伦理价值、功能取向以及惩罚方式等方面,这些差异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吸收和排斥的基础。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的吸收区分普世性与特殊性,并分别对应普遍民众与佛教徒,权力配置、根本性伦理规范则构成这种吸收的限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法律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具有很强的模式选择性和包容的有限性,中华法系的一个动态特征可概括为"礼法一体的总体趋势,异域文明的有限包容"。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学之差异性

百年中国宗教文学研究大致涵盖了宗教文学、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三大领域。其中,备受学者关注的是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而宗教文学尤其是宗教徒创作的文学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严重影响了学界对中国宗教文学的体认。有鉴于此,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在北方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邀请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撰写12卷24册本《中国宗教文学史》。这部《中国宗教文学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清理包括道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在内的宗教徒的文学创作通史,也是国内第一部兼含汉语、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西南少数民族语种在内的大中华宗教文学通史。经过5年的酝酿,在清理文献的基础上,课题组就《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主要内容、写作体例等展开了认真思考,现发表一组笔谈,恳请各位学界前辈、同道多提宝贵意见。     

宗教介入公共领域的若干问题探析

宗教在国家和公共领域中应该和能够扮演何种政治角色,如何处理宗教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一些极富争议性的论题,迄今为止,目前学界对此论争纷纭.晚期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宗教融入公共领域”的“兼容论”构想则与中国传统宗教伦理思想有着很大程度上的暗合性,这一构想对当下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镜鉴作用.     

从神灵到神灵意象——宗教心理学研究新进展

［摘要］神灵与神灵概念本身，是神学和宗教的研究任务，而神灵意象是指人们内心中对于神灵的形象、特征及其与人的关系的观念与情绪体验。心理学使用神灵意象这一概念，将神灵或内在神性转化为心理现象或心理学变量而得以开展深入研究。本文分三个部分介绍了当前关于神灵意象的宗教心理学研究之进展，着重探讨了神灵意象的界定，神灵意象的内涵、测量工具，形成过程的心理动力学假设及其在临床心理治疗中的应用与启示。     

《山海经》之作者析考

作品是特定时代的作者生活、思想、情感的结晶。本文循此思路,对《山海经》文本中所特有的原始宗教、神话、语言、文字以及内含逻辑进行深度解剖,再现了该书作者融于作品中的生活轨迹、情感和思想,并以此为依托,辅之以翔实的史料,抽丝剥茧,由图腾而东夷,由东夷而伯益,由伯益而帝鸿……最终确定了《山海经》的作者。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多元保护的法律机制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单一或者分散化机制，无法满足保护的要求。多元机制的构建，必须重视以民间法、宗教等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特别是传统生态知识，或者社会学所称的地方性知识、乡土知识。具体表现为国家法方面，制定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为基本法的法律体系，民族地区加强地方性立法；国家法、民间法、宗教的衔接方面，加强民间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国家法的衔接，国家法对民间法效力的确认，民间法与宗教无力解决的事项，由国家法提供支持；继续发挥民间保护机制与宗教保护机制的作用，而不应该仅仅依靠国家保护机制。从而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国家保护机制、以自然圣境为代表的宗教保护机制、主要规范为世俗意义上的民间法的民间保护机制等多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