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讼官--宋代民众对官员的诉讼抗争论略

宋代社会民风好讼并非只体现于民众之间,也体现于民众对官吏的诉讼活动中。官员被民所讼与行政能力有关,但更大诱因在于其对民众权益的不法侵害。民讼官的频繁,不仅因为民众维护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使然。豪强与胥吏在官民诉讼斗争中角色复杂,胥吏讼官更多体现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豪民对官员的讼争客观上与一般民众的利益有一致性。     

略论清代仓场官吏的舞弊活动及其危害

在清代，仓场官吏的营私舞弊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互相勾结，通过勒索运粮官丁、贪污偷盗及与领俸官吏共同分赃等活动，大饱私囊。其活动之频繁、手段之复杂，在历史上极为突出。其结果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清太仓储蓄，加剧了吏治的腐败，更严重的是加重了漕运的负担，对广大纳漕也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清朝的腐朽统治、仓官庾吏待遇的低下、仓场法规制度不健全等方面。     

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补考简

本文对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录文进行了考补,指出文书中“银牌安排官”之“银牌”二字,当是西夏牌符制度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银牌安排官”可能为中枢机构的派出官员或机构,认为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的书式等与其他榷场使文书不同,故不宜将所有南边榷场使文书的时代统一定性为“后大庆三年”。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中记载的“新法”,似可称为《大庆新法》,而非《贞观玉镜统》。     

回避制度考略

回避制度主要是在官吏任用、科举考试等重要场合下,为了避开地域上的乡情关系、亲属间的舞弊嫌疑而特意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而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讲究尊卑有节、长幼有序,日常的行为礼仪中也有一套回避制度,它是和封建等级制相伴而生的。     

旧籍新刊与文化传衍——以晚清官书局为中心的考察

古来斯文有厄运。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崛起东南,惨烈的书厄再次上演。面对这种"名教之奇变",湘军将帅在率兵镇压的同时,也设局刊书,致力于文化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太平天国扑灭后,湘军将帅这种自行其是的做法得到朝廷的肯定和认可,并作为战后振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予以推广。于是,引发了同光年间各省设立官书局的风潮,时间绵延二三十年,范围波及边远省份。官书局的肇兴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堪称晚清时期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富有成效的制度创新,不仅为清代官刻重造出最后一派声光与尊严,而且普及教育,传播文化,嘉惠后学。     

《正谊堂丛书》与《正谊堂全书》考论

世人对于康熙末《正谊堂丛书》和同光间《正谊堂全书》(尤其是前者)的子目多所不知,甚至还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因据《张清恪公年谱》、《正谊堂文集》和《续集》、《正谊堂全书》第一册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等的相关记载,对康熙末《正谊堂丛书》的编纂和刊刻,以及同光间的重刻情况予以考证,并对二者的部类和子目变化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否定《中国古籍总目》等贻误他人的著录。二者的刊刻,对于清代正统理学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百姓谁不爱好官?——读习近平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及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有感

习近平到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号召全党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习近平在1990年作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在神州大地不胫而走。对这首词学习赏析,并结合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来学习,会更有体会。百姓谁不爱好官,象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就是"好官"!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唐宋史辨疑三题

李锦秀《唐代财政史稿》中认为唐前期基层赋税征收的具体执行人是里正,被称呼为"五里官",但"五里官"不是"五里一乡"的乡官,然在论据的使用上与结论有所矛盾,据其论据及有关史料再梳理,"五里官"更可能指一乡五个里正中行使乡官职权的一里正;宋史史料中的"选人"解读应联系上下文,因其不再仅指"候补、候选官员",它是幕职州县官员这一文官群体的另一称呼;唐宋两个王朝的仕途升迁捷径中县级官员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唐是县尉,宋是县丞,这反映出唐宋不同的政治意识——唐重官员的实践能力,宋重官员间的权力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