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办楼的投资环境分析

投资环境作为影响投资目标实现的外部条件是基于投资的流动性而提出的,投资环境因成为获取投资效益的外部因素而显得十分重要。目前就上海市来说,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及住宅市场的逐渐成熟化,二手房市场在住宅交易市场中所占比重正逐步上升,商品楼住宅可开发的空间已不多,而商办楼(商务、办公楼)在一定环境下的经济贡献率远远大于住宅。近几年,楼宇经济已成为上海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和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受到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以此对商办楼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分析,并以上海市徐汇区的环境为例,用以层次分析为基础的多因素分析法对商办楼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     

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制度探论

晚清洋务运动时的“官督商办”是中国近代企业的组织形式。由于其产权界定十分模糊 ,扭曲了由产权确定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造成的负效应有三 :一是投资者的收益权受到侵害 ,出现产权不完全 ,对经济主体产生负激励 ,投资者在进行经济活动时 ,缺乏安全感 ,不能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 ,影响长期投资的可能性 ;二是经营管理上存在明显的外部特征 ,出现“搭便车”现象 ,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 ,企业效率低下 ;三是由于官、商之间的矛盾 ,挫伤了民族资本的积极性 ,近代化进程受挫 ,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制度障碍。     

20世纪初上海城市客运业与官商互动模式的嬗变

上海城市区域不断扩大,导致城市人口形成空间活动固定模式,产生了现代公共交通方式。华界现代公共交通基本由民间社会集资兴办,民族交通企业创办了华界地区现代公共交通。在民间资本式微的情况下,上海市政府公用局尝试性地运用政府的独特优势,整合相关社会资源,积极介入区域公共交通的建设与发展之中,取得了初步成效。同时公用局坚持华界公共交通“以公营为宜”的主张,加强对商办交通企业监管,引起了监管方式的争执。     

晚清商办铁路公司中官商关系的影响因素透析

晚清铁路商办公司所包含的官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通过省界意识、地方实力派的把控程度、铁路外债政策一系列问题体现出来的,并存在着从趋同、互动到妥协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本质上而言对抗则是实质性内涵,妥协又一直相伴相随。商办铁路公司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的结合物,体现强烈的地方主义色彩;无法实现的经济动机和政治权势的变化最终也使商办铁路公司退出民族主义的舞台。商办铁路公司所展现的官商关系本身并不存在从合作到对抗的单向演进历程,而始终处于游移状态。     

清代道光六年漕政改革的意义

1826年清廷的漕政改革,以海运南漕、官督商办的“试点”形式取得成功。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自改革”尝试。本文分别论述了它在道光年间地主阶级“自改革”运动中的“标本”价值和“破题”意义,它对江南社会经济,特别是市场功能扩大的良性影响,以及对近代“官督商办”体制建设的垂范、借助作用。     

“课归商办”：析论陶澍整饬两淮盐务的主张和实践

“课归场灶”与“课归商办”代表了清代处理盐法主体关系的两种相向立场。陶澍力主后者并努力践行,虽总体并不成功,但其意义主要在于对“课归商办”的确认,在于对清初以来盐法动荡的某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陶澍在两淮的盐法主张和实践具有“变法”和“改革”的内涵。     

试论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以晚清江南义赈彩票为中心的探讨

随着舶来品吕宋票退出晚清彩票市场,其所留下的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彩票商的觊觎。江南义赈彩票得两江总督禀请,获硃批准开,享六年专利,开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之先河。江南义赈彩票虽然企图利用官方的保护实现对彩票市场的垄断,但是,其销售额度的变化也深受社会时局的影响,并最终为官办彩票所取代。     

对清末商办铁路弊端的检讨——兼论“商办情结”

清末商办铁路的弊端主要表现为绅领、省界、腐败及强征股等,从这些弊端入手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铁路商办手段的局限性。官办与商办二者互为优劣,互为长短,都是发展我国交通的方式或手段,二者并不冲突,相反,则应是相辅相成的。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晚清沪杭甬铁路的集资研究

沪杭甬铁路是晚清铁路史上一条非常特殊且重要的商办铁路,也是在自办铁路时期建筑和经营最好的一条铁路,更难得的是其在各省商办铁路中集资最充足的一条铁路。在整个集资过程中,江浙民众、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都围绕＂资金＂在博弈。本文通过分析集资的背景、集资的方式和来源等方面,反映了沪杭甬铁路资本的社会化,也反映了在特殊时代铁路集资策略的某些变化。     

清末民初商办同蒲铁路研究

清末民初,铁路问题逐渐引起政府和官绅集团的重视,排拒洋款、自办铁路成为从列强手中挽回利权的重要手段。加上清政府开放铁路修筑权,鼓励地方兴办铁路,自办铁路、挽回利权在当时成为一种潮流。在此背景下,山西成立同蒲铁路公司,开始着手商办同蒲铁路,并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路款。然而,因资金困难、管理层频繁变更等问题,商办同蒲铁路最后以失败告终。民国初年,同蒲铁路被收归国有,并入同成线的筹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