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非宪政观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较为全面准确地介绍了宪政理论,但其本人并未接受宪政理论,这表现在其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和对具有干涉主义权能的国家主义的诉求,而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使梁启超最终拒绝旨在消解忖国家权力能量的分权制衡理论,并对约束国家权力的法治主义持摇摆态度.因此,梁启超的思想带有非宪政色彩,而这种非宪政观根源于他对以群体为本位的积极自由的重视和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消极自由的忽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研究——基于宪政理论的视角

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是现代宪政理论对政府角色的双重规定.随着宪政理论自身的演展,其适用领域得以巨大拓展,其作为分析工具的合法性与事实上的合理性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限政府的角色主要体现为:对政府权力与职能疆域进行合理限定,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保护,建构相应的问责与回馈机制.有效政府的角色主要体现为:政府职能的到位与有效,整塑组织结构、为政府有效发挥职能提供权能平台以及催生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等.     

宪政视野下中国村民自治权问题探析

当前,作为宪法性权力的村民自治权如何运行对当代中国基层宪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意义.本文通过对村民自治权运行状况的完政审视,分析影响中国村民自治权良性运行的基层权力关系,在宪政的框架内研究村民自治的宪法依据具体到村民自治权的宪法实践,从而保障村民自治权的良性运行以及村民自治的真正实现.     

政策与法律的结构分析--从伦理政治到法理政治

本文从政党权力及政治文化角度探析了结构要素--政策与法律的本质伦理政治和法理政治,以明确政策与法律之间的界限;阐明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社会文明的时代特征对中国实现伦理政治向法理政治转变的必然性,以及这种转变对我国实现宪政民主及依法治国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宪政运动评析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挽救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和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民主宪政运动,冲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和影响,并发展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     

我国近代社会转型路径的反思——以宪政和民主联结为视角

时下,宪政民主再次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民主从本意上讲就是人民的统治,宪政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两者并非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英国通过对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宪政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使之与人民主权论相结合,实现了宪政和民主的联结,也构建了有秩序的现代政治文明;而中国近世,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时无视英美宪政民主,推崇法国模式和纯粹的民主政治,结果将社会转型引向歧途。因此,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要警惕理性主义,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宪政和民主的联结是英国＂自发演进＂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在无＂文化亲缘性＂的国度进行制度移植具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从中发展出与宪政民主功能相同的制度。     

攻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帝国260多年的统治。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是．以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为标志，不但国民党陷入困境，民国亦名存实亡。从1911年10月10日起义至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内政局跌宕起伏，成败交替。痛骂袁世凯专制、反动，可以解恨但无法增加政治智慧。袁氏本来是新旧参半的人物，要回答的问题恰恰是这个清末新政的翘楚，为什么没有在各方压力下继续前进。这里蕴藏着值得认真探讨的政治经验。本文着重从国民党和孙文方面的策略失误来看其中的症结。“春秋责备贤者”，与其骂反动派，不如让有志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人们得到必要的教益。     

论国有财产的宪法地位及其功能——以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为语境的探讨

财产是促进宪法思想产生以及宪法演进的主要动力。国有财产是财产的重要类型,它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国有财产是中国立宪的重要制度基础。宪法文本形成的国有财产结构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福利国家与国有财产的联结是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在过去的20年里,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不仅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推动了宪政发展,也促进了国家观念、社会结构和人民观念的转型。国有财产能够被视为中国宪政发展的动力,这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观察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得出的结论。未来中国的宪政建设还需要重视国有资产的运营和监管。     

现代政治中的民主、法治与宪政

现代政治是民主、法治、宪政三位一体的政治.民主和宪政并非内在冲突而是相互契合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化趋势,成为民主与宪政的基本契合点.尽管宪政和民主在价值取向上各有侧重,但在现当代政治发展中,二者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宪政以民主为基础,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而得以有效运行.宪政必然实行法治,而法治的实施依赖于宪法权威和宪政体制的确立.在宪政体制条件下,宪法以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使法治得以真正实现,进而为民主政治的运行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