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重庆话在四川方言分区中的地位

以保持古音多少为界定标准，可以将四川方言分为新、老两派。川西、川南区大都有入声，部分地区有２ｈ组声母，是老派四川方言。川东、川北区古人声已消失，古“知系”与“精组”洪音（ｚｈ-Z)合并成一类，是新派四川方言。成都虽然地处川西，但它也和重庆一样：无入声，古人声字归今阳平调，无止组声母。两者都只能代表新派四川方言，因而不能认为只要举出成都、重庆话就能代表整个四川方言。     

省际交界区空间发展格局及优化路径研究——以鄂豫陕三省交界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处于地理和行政边缘的省际交界区域发展虽然是以上国家战略的重要承载地，但由于各种原因，也一直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如何聚焦交界区域发展的难点痛点堵点，推动小尺度、跨区域、相对精准的省际交界区域合作，是落实国家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迈进的重要突破口。文章选取处于多个国家战略规划叠加区、区域协调发展布局优化区、南水北调生态资源集聚区、秦巴山区脱贫攻坚样板区的鄂豫陕三省交界区作为独特性研究对象，基于交界区域在经济、产业、人口、交通、创新等方面的属性与关系数据，从区域内部发展和区域外部联系的视角以及城市和区县的空间尺度分析鄂豫陕交界区域时序与空间层面的发展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鄂豫陕交界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尽管交界县区经济发展水平空间集聚性不断提升，但空间集聚性还处于较低水平，且主要体现在省内集聚特征上，行政边界对边界区域发展的阻隔效应明显；交界区域产业关联性较弱，产业同质化严重；交界区及毗邻区域形成人口流出“洼地”,并呈现明显的人口...     

川青滇藏交界带以盐为载体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川青滇藏交界带是连接内地和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以及过渡性的“缓冲带”，历来是民族迁徙的孔道和军事战略要地。此外，整个交界带分布着丰富的盐业资源，盐的生产、流通、运销和消费，极大地促进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盐民世代扎根高原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重要贡献；盐区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是多民族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团结进步的基本前提；地方和国家的紧密互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深厚的历史基础。     

契合与认同：意识形态视域下的苏区红色标语

红色标语是一种具有政治教化属性的传播载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红色标语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时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组织和法律制度建设，使苏区红色标语规约在革命意识形态下，同时努力做到红色标语形式的通俗化和内容的日常化，再凭借红色标语独特的表达技巧，最终顺利将革命意识形态传输给广大民众，由此获得了民众对革命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进而实现了苏维埃运动中最广泛的民众参与。革命年代红色标语在动员民众上的成功运用，是中国共产党从稚嫩走向成熟的一个缩影。     

革命与文化：川滇黔边区群众口头诗歌中的军民关系

川滇黔边区的革命斗争是红军长征史上的辉煌篇章，而川滇黔边区群众口头诗歌是川滇黔边区革命斗争实践的群众文化产物。川滇黔边区群众口头诗歌用艺术形式反映了红军是边区人民革命觉悟提升的引路人，揭示了军民鱼水情深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基石，诠释了边区人民的利益是红军革命斗争的价值诉求。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传承和弘扬川滇黔边区群众口头诗歌蕴含的革命精神。     

陈祥将军在革命战争年代

2021年9月4日,陈祥将军陈列室在他的家乡——安徽省金寨县油坊店乡周院村建成开放了。一幅幅泛黄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段段精美的文字、一句句深情的讲解,再现了陈祥的革命人生。陈祥(1915-1997),原名邸银国。1915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受革命思想和农民运动的影响,向往革命,追求正义,1930年参加儿童团。1932年3月参加红军,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祥历任红二十五军战士,红二十八军班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作战勇敢,不怕牺牲。     

掀起革命的巨潮 ——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研究

湘鄂川黔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深刻吸取过往湘鄂西苏区、黔东苏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湘鄂川黔边地区发展文艺运动的有利社会条件,把文艺宣传作为革命动员的头等手段,掀起了一场革命动员的巨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动员中,湘鄂川黔苏区科学制定文艺宣传动员目标,积极构建覆盖苏区的文艺宣传组织网络,广泛开展形态多样、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活动,其为坚持湘鄂川黔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广泛传播,成功地探索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     

王似帅蜀与南宋初年川陕军政

绍兴二年末，南宋中央宣布召回张浚，以王似出掌川陕宣抚司。张浚之所以被召还，除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外，还在于他与朝廷在川陕战区攻守战略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王似具备丰富的地方大员任职经验，政治上又非张浚“私人”，加之其“镇重宽厚”“能坚守”的特质颇符合宋廷对川陕的收缩防御战略，这些都成为他继掌宣司的重要因素。王似帅蜀后，充分继承张浚遗留下的财政、军队人事格局；至于蜀口三大将的屯驻格局，则明显呈现战略收缩态势。     

清末巴塘改土归流、地方秩序重建与国家认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从巴塘开始，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并经营川边，以救亡图存。其制定的《巴塘善后章程》又称《改土归流章程》,规定巴塘全境土地和百姓归“大皇上”所有，打破了两百余年的地方旧秩序，从根本上保障了改土归流的实施。其中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和随后颁发的禁止田产向寺院流动的政令，均是为了尽可能消除或限制旧势力的影响；移风易俗的规定和地方建设则有助于促进巴塘地方新秩序的确立并向近代化方向发展。改土归流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传统礼治思想在巴塘及川边的实践，同时也凸显了清廷对促进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迫切需要。     

南宋高宗朝的川陕军粮问题

川陕边境地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朝廷出于捍蔽四川、固守东南的目的，对川陕防务亦格外关注，于此集重兵把守。关外之地因常遭战火躁践，所产粮米不足供军。为解决关外大军的粮饷供给，宋廷曾作了种种努力，主要是从蜀中水陆转槽。但由于嘉陵江河流湍急，沿途道路崎岖，加之又是逆流而进，欲将蜀中粮米运抵关外是何等之不易。正因为如此，南宋时期关外大军的军食供给一直比较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