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帝傅的幸与不幸

对于陈宝琛来说,宣统三年(1911)六月十六日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在这天,清廷下谕,派他和陆润庠入毓庆宫"授皇帝读",充任6岁的小皇帝溥仪的师傅,同时取消了先前补授山西巡抚的任命。从这天开始,他的命运便和满清皇室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帝师。     

巴隆噶举派在玉树地区的历史演变

本文通过爬梳帝师日巴及其门徒的主要事迹,阐述了在囊谦王室的大力支持下,巴隆噶举派在玉树境内一度成为诸派之尊,并由此传播于世.但是,白利王的焚寺事件,使该派在玉树乃至其它藏区的发展势头渐显缓慢,从此在囊谦王室的政教关系层面,开始了与珠巴噶举派轮回更替的历史演变.     

康有为变法之败与改革者行为之鉴

正对于"戊戌变法"而言,一般来说都是认为由于顽固派的力量过于强大,慈禧太后掌握着国家的实权,而维新派只是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杆司令皇帝光绪,所以变法不免要遭到失败。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当时的变法运动时却发现,作为极力推动变法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中的种种策略失误,     

常熟市实验小学

正两代帝师翁同龢的故里常熟,有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那就是江苏省常熟市实验小学。学校始建于1907年,奠基人宗秀松女士,清末人,本县早期的女教育家,《常熟市志》、《常熟教育志》都有她的传。她原在苏州执教,于民国三年(1914)应邀返里,出任海虞市立女子初等小学校长,校址由小塔前迁到学前街泮宫,这就是实小老校的前身。2003年学校整体搬迁,新校区位于环境优美的新城区,占地65亩,建筑总面积4万平方米。     

西夏学和藏学的关系（续）

本文利用汉、藏文文献,结合出土的西夏文献和文物,对西夏学和藏学的关系进行探讨。论证了历史上党项族和藏族的密切关系;阐述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重大影响;勾勒出藏族僧人在西夏的地位以及西夏封藏族高僧为帝师的史实和重要意义;讨论了西夏和藏族文化上相互交流,特别是在印刷术和书籍装帧上的互相借鉴;介绍了西夏文献、文物中有关藏族的资料,最后论述了元明时期西夏后裔在宣扬藏传佛教方面的贡献。     

末代皇帝的“洋帝师”

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洋帝师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悲剧人生,从三岁登基成为皇帝到复辟登基成为日军傀儡,从一个历史战犯到新中国一个普通的公民,见证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京政变、伪满洲国、战犯改造、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其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给他带来了西方先进的     

萨迦派在元代的特殊地位

有元一代,藏传佛教受到空前推崇.其中的萨迦派,地位更是特殊.这种特殊性,一是在于它最早与蒙古皇室缔结供施关系;二是元朝的历任帝师,绝大多数出自萨迦昆氏家族,少数几位虽非昆族,但也是与昆族关系极为密切的萨迦派弟子,而且,他们几位出任帝师实在是一种意外--当时,八思巴的亲侄子、白兰王恰那多吉之子达玛巴拉若支达早逝绝嗣,八思巴的堂侄达尼钦布·桑波贝则因家族内部庶嫡矛盾而被忽必烈流放到江南,从而使得昆氏家族再无别的男性后裔可选,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特殊境况中,几位萨迦派弟子才得以被晋封为帝师;三是元代乌思藏的历任本钦,都由帝师举荐.     

帝师考源

元朝帝师制度并非如流行的说法源自西夏,而是儒家"王者必有师"治国思想和相关职官制度的继承.据汉文典籍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思想和职官制度,就已经出现.至迟在西汉时期,"帝师"作为帝王之师的专门用语就已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广为应用,并明确记载于历史典籍.之后,直到元朝建立之前,吏书屡见不鲜.这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一个生动实例.     

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的影响

一般认为 ,藏传佛教对于元代政治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促进蒙藏联盟 ;一是促进藏族地区纳入元朝中央治下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与此同时 ,由于有元一代对藏传佛教崇奉有加 ,使之处于惟我独尊之特殊地位 ,从而不但对元代政治产生的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而且对元代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 ,使元代国力日渐衰落。政治方面 ,我们已有他文叙述。本文根据有关史料 ,专述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领域的诸多负面影响 ,使我们在认识藏传佛教在元代历史上的功与过的多一个观察和了解的视角。     

庄士敦，中国末代皇帝曾经的“帝师”

庄士敦，一位终生未婚的英国绅士，曾在华生活三十四年。1919年3月开始了为溥仪上课的“帝师”生活，成为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本文记录了他离开家乡到中国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