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好问碑铭文的创作特色

元好问碑铭文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无论是结构布局、描摹人物,还是记叙事件都有突出造诣。其结构布局严谨而又多姿,元好问既遵循传统笔法,又能打破常规、依人据事而灵活调整达到最佳效果。描摹人物上,元好问采用人物对话、互见和品评议论的方式将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记叙事件上,元好问以其平实的叙事态度间杂以传奇的叙事手法、高明的选材方法把碑铭文写得真实具体、妙趣横生。     

出土法律史料中的刑法思想

本文对铭文、简牍和帛书中的法律史料所反映的刑法思想进行了研究。根据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法律史料探讨了体现“明德慎罚”思想的刑法诸原则,即所谓“中刑”的原则,区分初犯与再犯的原则、减免的原则和教育感化的原则等等。根据云梦秦简对儒法两家的刑法思想在秦律中的影响进行了探索,尤其注重考察了儒家的孝道及父子相隐思想与秦律中有关规定的关系。根据帛书《黄帝四经》考察了道家黄学派的刑法思想,指出其阴阳刑德论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自然化的先河。     

宋、金、元银锭断代和铭文辨析

本文列举《文物》、《考古》、《东南文化》、《中原文物》、《江汉考古》等杂志所发表的银绽出土断代文章中,金代银锭误作南宋银锭三例,金代银锭误作元代银锭三例,南宋银使误作元代银锭一例,指出无纪年银锭的铭文特征是区别宋、金、元三代银锭的重要依据,其行人姓名、称量方式、税制内容、金银铺名、银锭成色及花押符号无不带着时代信息。只有进行综合的、系统的排列和考证,才能恰如其分地断其归属。     

从商周“告(诰)”刻辞看诰体起源及其文体性质

通过考察甲骨刻辞的“告”字相关用例,可以发现殷商中晚期已经孕育了后世诰体的雏形与早期文体意识,并且可能分化出专门的字形与一般意义的“告”相区别。殷商时代的“告(诰)”辞大多与祭祀、兵戎等国家大事相关,对所告之事、所告对象亦表现出明显的重视与关切。即便到了周初《大诰》等诰文,其倾诉对象逐渐从神明先王转向诸侯臣子,这一真诚恳切的基本态度亦未发生变化。由此,诰体的文体特征应确认为殷殷告慰、款款告托、谆谆告勉,而非严肃训诫、严格约束、严厉惩罚,这也是诰体与训、命、誓等其他文体最本质的区别。所谓“五诰可以观仁”,从诰体的发展亦可清晰见出有周一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建构。     

系统体例、语义框架与古文献释读

古文献的释读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语法问题更难突破。系统体例和语义框架在这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孟簋自出土以来,学界研究成果丰硕,但在一些语法问题上我们觉得仍有补充或强调的必要。尤其是其中的一句铭文"朕文考眔毛公遣仲征无需",其"眔"的词性和"毛公遣仲"的结构问题,目前学界的意见分歧仍较大。从铭文系统内部的人名体例、"征伐"语义框架、"眔"在甲金文中的系统体例等几个方面入手对以上问题进行考察,可以看到"眔"应为介词,"毛公遣仲"表示一个人,应为同位结构。?更多还原     

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颂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其发展演变源远流长。关于颂体文学的源头，刘勰认为是《诗经》中的“三颂”。事实上，西周颂赞性铭文才是颂体的早期形态，分非独立成篇和独立成篇两种结构类型。前者文本特征是以食器为主对在世之人的被动性颂赞，后者则是主动对祖先进行的非模式化颂赞。西周颂赞性铭文有两种生成方式，以记事为主的铭文是史官对相关事件要素的记录及第三人称的润色，以记言为主的铭文则可能是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作为颂赞性文本早期发展的重要一环，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与《诗经》“周颂”关系密切，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演变出后世的颂体文学。     

西周铭文中的“ ”族为“妘”姓考

见于西周中晚期铜器铭文中的族徽符号"()(周)",根据周人不用族徼的通例,可知铸器者必不为姬姓周族人.铭文末尾署"()(周)"的铜铭,根据其铭文内容可知,其作器者都为周氏,器主之氏与器铭末所署的徽识如此契合,应该不是巧合.通过考察分析所有的()器铭文内容及与其相关的其他铭文.此"周"氏族当属妊姓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