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除传闻证据的理由、范围和意义的思考

在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传闻"的危险.因此,在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时,应首先将这些"传闻"排除.排除传闻证据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传闻证据不真实和不可靠,而是若采纳该证据就剥夺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对质询问权;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也不应当仅仅是指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至少还包括迟缓的对质询问、先前的对质询问、双方当事人同意等,而且这些例外还必须符合其他特定条件;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无助于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恰恰相反,证人出庭作证是传闻证据规则得以运行的前提.关健词: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排除     

论民事推定的逻辑归属与司法适用

作为事实认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定是指裁判者在案件事实的证明陷入困境时.为避免诉讼陷入僵局,排除当事人举证困难的一种证明法则,它的设立对于司法审判活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推定的逻辑基础是事物之间的高度盖然性的常态性联系,即近似充分条件联系,因此其适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推定的构成要件为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提供了标准尺度.     

论合同与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缔约双方当事人在订约过程中因过错违反先合同义务,并造成对方当事人损害,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诚实信用原则指导下的先合同义务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虽然缔约过失责任不是合同责任,但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与合同尚有一定的关系.     

当事人处分权与事实探知绝对性的冲突与协调

受事实探知绝对性理念的影响，当事人处分权无论在立法还是实务运作中都受到了限制。实际上，在民事审判中，受当事人处分权等条件的制约，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探知只能是相对的，而人们之所以能接受法院赋予当事人处分行为以法律效果，是因为在社会有限资源的分配中，程序公正是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的坚实基础。法律确认当事人的处分权只是处分权实现的第一步，要使处分权真正落实就必须确立事实探知相对性的理念，使整个民事诉讼程序从当事人出发，确立其程序主体性地位，建立以处分权为中心的一整套权利体系。构建以处分原则为指导的程序制度。     

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

缔约过失理论在1861年由德国学者耶林提出。依照耶林的观察,当时德国的普通法过分注重意思主义,欠缺意思的合意即不存在契约,当事人即可不负契约责任。简言之,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生的损害。这就是耶林有名的缔约过失理论的精义,被誉为法学上的发现。耶林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提出之后,对各国立法和判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司法改革中的程序正义取向——释明权初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长期以来的争论——我国是否应该有释明权,作出了回答。这项被大陆法系国家看重的概念,其内容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存在价值？在我国是如何被规定的？在我国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它是对法官权力的约束还是对法官权力限制的反弹？带着这样的疑问,作者进行了思考,并给出了答案。     

集体合同应该怎么签？

刘莱2002年10月在西安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打工，期间工资一直没有结算。公司一项目部向其出具了数额相当的欠条一张，但至今未予兑付。被告某建设工程公司因为主张其和项目部之间属于内部承包经营关系故拒绝给付工资。当事人遂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承担给付责任。该案于2005年2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兼容并蓄的精密司法——日本“混合主义”刑事审判理念解读

日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混合主义”理念和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制度安排,在一审前、一审和一审后程序中均有两种因素结合的体现。但在实践中当事人主义因素却被还原为了职权主义因素。在制度设计中,两种因素如何配置,模式不是单一的。在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完善中,应着眼于文化和制度传承进行更审慎的选择。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探析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是英美当事人主义对抗制刑事诉讼发展的产物,是刑事诉讼公正和效率的关键保证,英、美等国建立了较完善的证据展示制度,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日本、意大利两国司法改革后移植了对抗制程序或其本质要素,废除了“卷宗移送式”的起诉方式,也先后建立了证据展示制度。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展示制度,导致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有碍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实现,因而设立证据展示制度势在必然。     

论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确立与适用

随着现代诉讼观的确立,作为道德原则的诚信原则日益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关注,成为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法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应受诚信原则的规制。